所见款识的特征（图16）
这批青铜礼器，带有款识的共40器，另有三个盖，亦有铭文。两件盖，是有器的，与器在一块儿，所刻划的铭文与器上的款识同；另一盖的器已佚失，作便帽型（R2079），保有铭文三字（图16〔42〕）。
若只算器的款识，40件的分配如下：觚形器9件，爵形器14件，斝形器1件，鼎形器8件，盂形器（带盖）1件，方彝形器（带盖）1件，尊形器1件，觯形器1件，壶形器1件，簋形器1件，瓢形器1件，鸟尊1件。
连盖算在一起的42件款识（图16），若综合在一块儿说，我们可以识别的有下列几种现象，即：
（1）器和盖都有款识的发现两组，盖与器的铭文（或符号）都是相同的。
（2）40器的铭文（或符号）可确定为只是一个字（或一符号）者31件。
（3）可确定为四字者2件（连盖），三字者2件（一件盖在器失），字数不明者8件。
（4）同样铭文（或符号）在不同的器物上重复五次者一种，重复三次者三种，重复一次者及可能重复一次者三种。
（5）“举”形字（或符号）见了两次，“亚”形轮廓的字只见了一次，“析子孙”的符号只见了一次[25]。
张秉权教授，由我的请求，对于青铜礼器上的上述铭文（或符号）作了下列的分析，他说：
（1）象形的文字为：12[26]、13（女）、15（中）、16（矢）、17（之二）（戈）、20（木）、23（之二）（帚）、29（鱼）、31（兕）、32（鹿）、34、35、40（右）、41（箎）、42（之二）（豦），共计15器。15形，12字。
（2）可能为象形的文字，其字之解释为有争论者：3、4、5、11、36（重屋形，或㐭），共计五器。五形，1字。
（3）可能为象形、也可能为会意的文字，譬如26为“木”与“刀”两个象形字；如果这只代表一个字，那它就是会意字了。26，共计一器，一或二形，1或2字。
（4）会意文字：1、2、17（之一）（守）、14（束）、28（守在亚形中），共计五器。五形。2字。
（5）指事的文字：9（示）、42（之一）（司）、33（之二）（小），共计三器。三形。3字。
（6）形声的文字：6、7（
）、21、22、30、37、38（围）、25（温）、33（之一，三、四）（寝室盂），共计九器。11形。6字。
（7）假借的文字：8（十），共计一器。一形。1字。
（8）字形不晰或意义不明的文字：10、18、19、24、27、39、42（之三），共计七器。
照上列的统计，按东汉以来六书分类的标准辨别，这些青铜礼器款识中计可确定为“象形字”12个，会意一类有二例，指事三例，假借的仅有1字，但可以列入形声的则有6个字。所以计算见于殷墟礼器上有款识的文字，经专家同意，而没疑问的共有24个字（或符号），其中半数（12例）是象形文字，其次就是六书中的形声字了。至于会意、指事和假借三书，总共只见六例，而转注一书是无例可举的。若把有疑问的字形和字义及意义尚在争辩的铭文也包括在内计算，总数也只有35，至多36字。这些增多的例，显然不能按六书的条例类别，最谨慎的办法是把它们放在待问或待考的范畴中。
张秉权先生所作的这一清理使我们得到两条很紧要的认识：第一，青铜礼器在殷商时代的款识，以象形字占较多。第二，款识中文字可识者，大多数也与甲骨刻辞的文字相同。这两项认识，供给我们一组对于中国文字的早期历史的研究极不可少的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