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与形制
说起鼎来，照中国历史的记录，它的重要性，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的青铜器可以比拟的。虽说是自宋以来，“钟”在文字学家与古器物学家的心目中占了优先地位，但把“钟”放在“鼎”的前面讲，只是少数人的无知偏见。近代考古学已完全证实，周朝以前，只有钲这一形的器物，它是否是中国古器物学家所说的“钟鼎”的钟之前型，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至于“鼎”，它的原始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土器堆里去。
这一追溯工作，可以分两方面讲，即：（1）形制演变的追溯；（2）名称的变化。
自汉以来，文史界对于“鼎”这一器物，一般的概念，完全是根据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所下的定义而形成的，即：
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
炊。贞省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者，离魅蝄
莫能逢之，
协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古文
贝为鼎；籀文
鼎为贝。（段注：二贝字小徐皆作贞……）[1]
许慎对鼎这一器物的解释，就现阶段考古家所知道的事实说，可以商榷的地方不止一点。先从这一器物的形制谈起，许氏的解释显然只是根据晚周和汉人所知道的铜鼎的知识。但秦汉以前，“方鼎”之名即已存在：《左传》[2]昭公七年，有郑子产聘于晋，晋侯赐子产莒之二方鼎的记录。汉以后，一般人喜欢用“鼎足三分”的典故，只能算是受了许慎所钩划的形制而得的印象，这一定义，把“方鼎”这一分目的器物，完全从鼎形器这一范畴中剔除了，因为我们所见的“方鼎”可以说全是四足的，墨子[3]在《耕柱篇》所说的“鼎成三足而方”是汉以后的误抄（见下文）。
不但足的数目构成了一个问题，即以“两耳”论，也是值得讨论的一点。吕大临的《考古图》登记的鼎形器十八件中，第七器为“㛣氏鼎”（河南），内铭文十字照吕氏原解释：“
作
白（伯）
（与妘同）氏鼎永宝用。”这一件鼎就是没有“耳”的（图4），原图上看不见口缘上的立耳[4]，周壁旁也无附耳。没有耳的铜鼎，在前代著录中虽只见到这一例，在陶器中却极为寻常。“陶鼎”虽也有具双立耳的，但是乃铜器时代的产品，它们都是比较晚期的发展。汉以前，所见口缘上有立耳者仍是不多，殷墟出土的有带立耳的陶鼎（《小屯》第三本，《殷墟陶器图录》拾叁，序数315E）[5]仅一件。这一件出土地为一扰乱了的灰坑（H306），它的形制显然是青铜盛期的仿制品（参看图11）。
最早注意到新石器时代鼎形器的考古家，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博士。他在《中华远古文化》中认为仰韶出土的陶器中，一件三足器是“鼎”。有关这一三足器的说明：“‘鼎’灰色，厚五至六公厘，无轮工琢磨之遗迹；表面有篮印纹，其上更有不整齐之粘土，绳纹环腰而围之。小耳（？）两枚，各有指印。三足成长方形：中有支柱，上升三十公厘，而与鼎墙相合。口径二百一十四公厘。平底之径一百三十一公厘，全体高二百二十三公厘”[6]（图5）。
上一段是他对于这一器最早的描写，由袁复礼氏译成中文。以后安特生氏又在1934年英文版的《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7]对于华北史前遗址所出的各式三足器——鬲、甗、鼎——有一详细的论述。这一发现及其讨论，都在城子崖的黑陶文化发掘报告问世以前。
自安特生博士在仰韶的史前遗存中发掘出三足陶器，并命名为“陶鼎”后，半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尤其是华北一带的史前遗址，出土的三足陶器是很大量的，也是多彩多姿的。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区域或哪一种史前的文化层，都没有一件三足陶器在口缘上附有一对立耳的。只有在青铜鼎出现后，带耳的陶鼎，也就出现了。
口缘上没有双立耳的鼎形器，虽在纪录的青铜器中也出现过（见上文），但只能算例外的罕见标本。故到了东汉时代，许慎为鼎下定义时，以“三足两耳”为必具的条件，确有很多的实例作证。他所指的鼎，若限于青铜质料制造的一群，总算是有若干事实的基础的了。只是这一质料的限制，在《说文》的本文却看不出来。这就引起“鼎”这个字的历史问题来了。
“鼎”这一名称，是否在青铜时代以前已经为人所用咧？王国维在他的《史籀篇疏证》[8]（第23页下）说：“许君见壁中书，有‘贞’无‘鼎’，《史籀篇》有‘鼎’无‘贞’，故为此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之说）。实则自殷周以来已然，不限古文籀文也。”李孝定在他的《甲骨文字集释》[9]（第2333页）集的鼎字，共有六例，皆为象形字，一字无耳，五例皆具有双耳，直立口沿上（图6）。在同书第1103至1108页，《集释》讲“贞”字，所举字例甚多，中有数例如
、
显然代表具有两立耳的鼎形器（参阅本章所附之刘渊临君《附录》）。
甲骨文中，“贞”字是卜龟问事的专门名词。统计起来，可以说是契文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它的一般形态却是两平行直划的线条，中间以两平行横划的横线连结上下左右，四角各钩成一三角形，成“
”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由象形字的“鼎”演化出来的，而这个象形的“鼎”字，必定是已经具有一双立耳的了。
最可注意的就是，在甲骨文中的“鼎”字当器物名称用的地方并不多（见附录）。换句话说，象形的“鼎”字，甲骨文中已经大半是用着为指定卜问之事的“贞”字。这些事实透露了一些重要消息，即甲骨文时代，由“鼎”的象形字体所演变成的“贞”字已经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期；因此，不但字形改了样子，连原来的意思也渐渐地失去，并且被借用作“卜问”的符号了。保存原来的意思，仍当器物名称用的，只有若干少数的例（见附录）。
但鼎形器这一类型的实物，在甲骨文时代，却极普遍地存在；它们的形制跟质料，均在急剧的变化中。在这一时期，不断地产生了新的式样，殷商时代的人，是否有一固定的符号，及固定的音符，称呼这些器物咧？
甲骨文字中可以见到的三足器的象形字，保有原始型的，在《甲骨文字集释》中以（第三0843～0848）“鬲”字下所举各标本为最近写实的原型（图7）。不过照多数文字专家的解释，这些象形字体，在甲骨文中的用意，与“
”字相似；很少当作器物的名称用。叶玉森说：“鬲字卜辞似当国名……《路史·国名纪》谓，有鬲氏夏侯族。”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集释》所举的甲骨文“鬲”字样品二十三个中，有二十个都具有两耳，三空足，细腰，这几点特征。所以罗振玉在他《殷虚书契增考》[10]中，认为这些标本字，“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献’也。古金文加犬于旁，已失其形，许书从瓦，盖为晚出”。
专就实物说，殷墟出土的三足的空足陶器，可以归入鬲形的最多，其总数量居陶器中一切器形之冠[11]。殷墟却没发现过青铜制的鬲。我们更应注意的是殷墟的陶鬲鬲足没有作袋状形的。小屯出土的陶鬲以半空、带跟的为最多，大半已演成曲底形的矮足器了。
至于甗这一器形，在安阳发掘的陶器和青铜器中，都出现过。
土制的甗有两型，均具有细腰。一型具有联裆式的标准鬲形足（序数393M），另一型却是三只独立的袋状足（序数390G）。393M型的，甗近口处并带有一流；390G型的却无此附件。两型的甗，口沿均无立耳（图8）。
两个青铜甗的标本，都具有三空足、细腰、双立耳（《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第43页）。器形与甲骨文的象形字体完全相符（图9）。
“鬲”字下的标本，有四个例（图7），口缺双耳，或仅具残痕，无显著的细腰，其中最可注意的一例见《殷契佚存》（三一八）。不过，这四个字也与上举的其他二十例一样，都是空足的。此字在原文中，也是当地名用的，并不是器物的名称。[12]
小屯及侯家庄发掘出土的二十一件青铜三足鼎形器与两件肆足鼎形器所具的附件呈现了下列的几种形制上的差异（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