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的研究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通往更有效和公平之路》认为，中国公共支出结构至少有三个方面与其发展的目标不相匹配，即用于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的支出比例仍然低于国际标准，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提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把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发展需要的支出占总支出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与中国发展目标相匹配的水平，以改善公共支出的分配效率^[15]。

Chun Li Shen和Heng-fu Zou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被赋予公共服务提供和融资的主要责任。过去二十年对快速经济增长的渴望，使公共服务的改革被置于政治议程的边缘。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服务被广泛下放，地方政府承担的开支责任中的一大部分不符合国际惯例。支出责任的过度下放导致对核心公共服务的融资和供给不足，特别是在许多农村和贫困地区缺乏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16]。

国内学者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现状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较大

熊巍认为，我国城市与农村以及农村各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明显存在不公平性^[17]。樊继达^[18]、王谦^[19]指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占有不均等；二是服务水平不均等；三是制度体制不均等。陈振明和李德国指出福建省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供给水平差距较大^[20]；刘成奎和龚萍通过对2004—2011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这一行为不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21]。(https://www.daowen.com)

（二）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

张恒龙^[22]、安体富等^[23]通过人均财政支出来分析区域均等化状况，东部整体优于中西部。刘尚希等重点对财政对东、中、西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进行了分析，总体是东部地区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4]；项继权和袁方成从公共财政投入和分配的视角，对我国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省际差距和省内差距进行了分析^[25]。陈颂东分析了小学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26]。郁建兴^[27]指出，在地方财力相对丰厚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提供相对充足和水平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也因此造成了比较显著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性差距。

（三）基本公共服务在群体之间配置的不均等

党国英和许力平认为，广大农民工、留守家庭、失地农民及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得到有效保障^[28]。胡仙芝指出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还体现为国民不同群体之间享受的不均衡，如男女性别间、不同年龄分段间等^[29]。郁建兴认为大部分贫困群体、农村居民、灵活就业人员和转移劳动力处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边缘化地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