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能力、转移支付对省内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由于中国县级政府的财力对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依赖性很大，国内外学者就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可掌握的财力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财力差异均等化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关于转移支付对地区财力差异均等化的作用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转移支付没有起到地区财力均等化的作用；另一种则持有相反的观点。
Paul Cashin和Ratna Sahay利用横断面估计和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印度20个州在1961—1991年的增长经验，研究发现贫穷州的增长速度比最初富裕的州要快，但是，印度各州间人均收入的差距存在逐渐扩大的态势，尽管中央政府对穷州的转移支付拨款额要比对富裕的州多，但对缩小州际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的作用仍不明显[12]。
Raiser分析了1978—1992年中国29个省人均收入的收敛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改革的早期，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是收敛的，并且认为转移支付缩小了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地区间收敛速度下降，其原因是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工业转变，富裕的地区从转移支付中获益更多，财政转移制度阻碍了内陆省份之间的收敛趋势[13]。
刘溶沧和焦国华基于省级政府数据，利用相对变异系数对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平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是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14]。
贾晓俊和岳希明认为，财力均等化转移支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条件。该文的目的在于考察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是否倾斜于财力较弱的地区。分析结果显示，财力越强的省份，得到转移支付资金人均值也越多。这一资金分配结果主要源于以财政供养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方式。财力较强的省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比重较高，以财政供养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方式最终导致资金向财力较强的省份倾斜[15]。
李波和陈明考察了湖北省2004—2006年的县级人均财力标准差的变化，指出湖北省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比较明显，横向财力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初步好转，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16]。(https://www.daowen.com)
张光以除北京、天津、上海以外的28个省级行政区及其所辖县和县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变异系数统计分析工具，来测量估计转移支付对财力的省际分布和省内县际分布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是转移支付对各省省内财力的县际分布产生了减小差距的积极影响，转移支付是唯一能够平衡财力县际分布的因素。我国的省内财力县际分布不均衡水平、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因省而异[17]。
李一花分别利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对1999—2011年山东省县级财力差异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进行了分析，财政转移支付从整体上看对县际的财力差异起到了一定的均等化作用[18]。
王晨和马海涛研究了转移支付对江苏省县际财力的均等化效应，结果表明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缩小江苏省县际的财力差异发挥了正向作用[19]。
第二，财政转移支付对县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均等化的影响。
成刚和萧今则是利用1994—2001年江西省县级面板数据来对基础教育供给进行了研究，认为现行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不利于县级基础教育的投入，分权导致地方福利损失；转移支付总体影响不明显，但税收返还可显著正向增加基础教育供给[20]。
尹恒等认为转移支付尽管对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困难，弥补财政缺口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均等化效果大打折扣，反而拉大了县级间财力差异，而且县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21][22][23]。
卢洪友和陈思霞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财政转移支付应有效保障贫困地区提供大致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该文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技术，实证评估了2003—2007年中国县（市）一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边际受益分配状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县（市）从增加的一般转移支付补助中受益更高；对于调整工资补助和农村税费改革补助，富裕县（市）是新增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最大受益者；专项转移支付增量资金的受益分配也存在配置失效问题[24]。宋小宁、陈斌和梁若冰基于2 000余个县级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并认为虽然专项转移支付有诸多弊端，但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而言，更应依靠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需要改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