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能力对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行为的影响

本章第一节基于全国的县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县级财政能力对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地区均等化的影响，第二节基于安徽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能力对省内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影响，研究结果都发现县级财政能力对县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政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本节想探讨的问题是，在县级政府面临着巨大财政缺口的情况下，财政能力会不会影响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哪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得到强化？哪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又被弱化？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规范县级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行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防止县级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进行了研究。

张立承^[34]认为，在县乡财政压力运行的重重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轨迹沿着强化和弱化两个不同的方向演进。农村教育是弱化到强化的品种，卫生是强化到弱化的品种。托尼·塞奇（Tony Saich）认为，财政体制导致的财政压力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在中国压力型的政治契约之下，地方政府将上级政府对他们的考核指标进行分类，分为优先指标、硬指标和软指标，因而采取不同的对策。优先指标是全国性指标，其属性通常更具有政治或政策导向，包括维持社会秩序、完成计划生育指标等；硬指标主要涉及县、县对乡下达的经济方面的任务，包括完成税收收入、经济增长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软指标与社会发展问题相关，如卫生和教育供给问题以及环境保护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完成优先指标和硬指标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完不成这些指标，则意味这一时期的其他工作将大打折扣，官员将丧失晋升、经济奖励及荣誉奖励的机会^[35]。(https://www.daowen.com)

傅勇和张晏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36]。

本节接下来对上述的研究进行实证检验，看检验的结果是不是支持上述的结论。即在中国县级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压力下，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会产生异化，重视那些投资期限短、能够提高地方政绩的“硬公共产品”的提供，轻视投资期限较长、不容易代表其政绩的“软公共产品”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