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章小结
（1）县级财政自给率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为正，且结果高度显著。也就是说，县级财政自给能力越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就越高，均等化水平就越高。县级财力大小是因，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果，要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提高它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就必须改善县级政府自身财力状况，增强县级政府自主发展能力和财政自给能力是县级财政解困的首要目的。
（2）县级财政自给率对安徽省省内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为正，且结果高度显著。也就是说，县级财政自给能力越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就越高，省内县际均等化水平就越高。要解决县级财政困难问题，提高它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就必须改善县级政府自身财力状况。
（3）一般转移支付对安徽省省内县级基本服务的供给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专项转移支付对安徽省内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是负，且非常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专项转移支付交叉设置，品种繁多，资金分散，并且很多方面需要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加大了基层政府的压力。此外，由于专项转移支付指定用途，地方财政自主性较差，不能因地制宜地使用专项资金，提供当地居民急需的公共服务。为此，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必须得到肯定，而且还要继续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改革和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4）县级财政自给率对基本建设支出占比有负相关的影响，且非常显著；县级财政自给率与教育支出占比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县级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官员的政绩需要，存在着偏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基本建设的行为倾向，而忽视了教育的投入，且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为了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需要规范县级政府的支出行为，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类项目的投入力度。
【注释】
[1]宋小宁、陈斌、梁若冰：“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33-43页。
[2]由于近年来，县级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很多省都进行了“撤县设区”的改革，为了保证研究口径的前后一致性，对于一些“撤县设区”的县，只要它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没有变化，就依然给予了保留；否则，则予以剔除。例如，安徽省的巢湖市，2011年，由地级市降为县级市，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发生了变化，则予以剔除。
[3]Oates.W：“Searching for Leviathan：An Empirical Stud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4）.
[4]Zhang，T.and Zou，H.：“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7（2）.
[5]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37-46页。
[6]张军、高远、傅勇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9页。
[7]贾俊雪、郭庆旺、宁静：“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第30-32页。
[8]因县级常住人口数据的缺失，这里用的是户籍人口。
[9]林江、孙辉、黄亮雄：“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义务教育供给”，《财贸经济》，2011年第1期，第34-40页。
[10]宋文昌：“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9年第3期，第56-60页。
[11]转引自卢洪友、陈思霞：“谁从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受益——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2年第4期，第24-32页。
[12]Paul Cashin，Ratna Sahay：“Internal migration，center-state grants，and economics growth in the state of india”，IMF Staff Papers，1996，43：123-171.
[13]Raiser，M.：“Subsidising inequality：economics reforms，fiscal transfers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34：3.
[14]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财贸经济》，2002年第6期，第5-12页。
[15]贾晓俊、岳希明：“我国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30页。
[16]李波、陈明：“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因子：以湖北为例”，《山东经济》，2009年第1期，第80-86页。(https://www.daowen.com)
[17]张光：“财政转移支付对省内县际财政均等化的影响”，《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第4-9页。
[18]李一花：“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效果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5第2期，第80-86页。
[19]王晨、马海涛：“转移支付对县际财力的均等化效应分析——以江苏省为例”，《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21页。
[20]成刚、萧今：“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县城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基于江西省的证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2期，第143-160页。
[21]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88-101页。
[22]尹恒、朱虹：“中国县级地区财力缺口与转移支付的均等性”，《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第37-45页。
[23]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8-55页。
[24]卢洪友、陈思霞：“谁从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受益——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2年第4期，第24-32页。
[25]宋小宁、陈斌、梁若冰：“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33-43页。
[26]安徽省县级市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具有农业县的特征。
[27]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名称经过多次变更，2009年前，被称为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等），2009年后，财力性转移支付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革命老区、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等）。目前，真正起到均等化作用的是均衡性转移支付。本书采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名称。
[28]宋小宁、陈斌、梁若冰：“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33-43页。
[29]苏明、王常松：“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与对策”，《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2月24日。
[30]目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等。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
[31]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88-101页。
[32]尹恒、朱虹：“中国县级地区财力缺口与转移支付的均等性”，《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第37-45页。
[33]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8-55页。
[34]张立承：《中国县乡公共财政运行机理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35]托尼·塞奇：“盲人摸象——中国地方政府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4期，第96-104页。
[36]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