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语言研究对女性主义很重要
在本书中，我希望避免仅仅是关注妇女对语言的运用。有这样一种倾向，它假设语言和社会性别纯粹是妇女与语言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将语言与社会性别研究等同于妇女研究。如果说，语言与社会性别的研究的确是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本来就属于妇女专有的天然保护区，而是因为在妇女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它受到令人遗憾的忽略。它是学术研究存在许多空白的可悲反映，这些空白留给了妇女研究来填补。在理想的情况下，各学科都应提出社会性别问题，未必非要由妇女研究来弥补其他学科在性别问题上的缺憾。
与其说现代语言与社会性别研究和妇女研究有密切联系；不如说这一研究与女性主义有密切联系。当然，妇女研究与女性主义两者紧密相关，但二者也并不是同一回事。当我回顾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关于男人、妇女和语言的一些观点，正如我还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论及的一样；我认为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由于那些潜在的假定，研究者将“社会性别与语言”等同于“妇女与语言”。然而，那些假定却是完全靠不住的。
因此，你们可能想知道，语言与社会性别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它会引起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对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答案，也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对于语言与社会性别的关系，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影响薄弱”观）认为：语言仅仅是反映社会，因此，以社会性别为依据的社会分工也反映在使用语言的模式上。让我考虑几个例子。工作环境中的妇女经常处于屈从男人的地位，这一点反映在她们更多使用礼貌用语的策略上。还有，传统上有两个对妇女的尊称［“小姐”（Miss）、“夫人”（Mrs）］，人们仅用“先生”（Mr）来尊称男性，却用“小姐”、“夫人”两个说法来称呼妇女，这里就反映出，社会重视的是妇女的婚姻地位。店主称成年男性为“先生”（Sir），却称成年女性为“亲爱的”（dear）或“小可爱”（love），这也反映出社会给男人和妇女的对待是不平等的。依据另一种“影响强大”派的观点，语言并不仅仅反映社会性别分工，它实际造就这种分工。如使用礼貌用语之类的差异，“小姐”（Miss）、“夫人”（Mrs）与“先生”（Mr）这些不对称的尊称，还有称呼男人和女人其术语不对称的用法，诸如此类——这些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它们事实上积极造就并延续着不平等。这就是看待语言的两种极端：一种把语言看作镜子般的（language-as-mirror），另一种把语言看作有再生产能力的（languageas-reproductive）。
我认为，我们也许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协商，找到一个位置。你们可能已经接触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影响强大”派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语言体现不同的世界观，我们的意识被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限制，甚至被语言创造。早期对这种观点的表达以萨丕尔—沃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著称（我们必须记住，使这一假设后来得以命名的语言学家，他们当时关注的仅仅是语法和词汇，并不是语言交往）。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对此说过：
人类不是单独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单独地生活在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社会行为世界里，人类生活强烈地受到特定语言的支配，这种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表达的媒介……事实的真相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群体的语言习惯而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从来没有哪两种语言可能达到完全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同样的社会现实的再现。（1929：209-210）
对于语言的使用者，不同的语言可以有效地对其提供不同现实，我认为这一观念引人入胜，非常有吸引力。尽管就其极端意义而言，这又是一个决定论的观点：语言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人们的生活完全被其社会的语言所塑造，那么还能用什么来推动社会变化呢？即使尝试推动社会变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对观点不那么极端的解释已经激发了语言改革：提倡使用非种族歧视的、非性别歧视语言的运动等等。“影响薄弱”的观点——语言仅仅反映社会——使我们不至于把语言的重要性夸大到荒谬的程度。思考：仅仅是根除种族歧视的语言，而人们依然照过去种族歧视的方式行事，这依然有所不足。这一观念的关键在于唤起人们的警觉，同时推动社会变革。南·范登堡（Nan van den Bergh）很好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改变语言也许不是直接参与急剧的社会变革，但这的确涉及提高觉悟，即唤起警觉，使对问题的认识引起公众关注。提高觉悟这一活动的基本假设是，在改变行为以前，必须有这种意识，即意识到已经存在这样的形势，它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改变的必要性。（1987：132）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女性主义对语言和社会性别的关注就可以理解了。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形式，它致力于引起社会变革，并最终阻止男人和女人之间制度上的不平等，使之不能再继续被复制生产。女性主义对语言与社会性别的关注在于语言所发挥的复杂作用，即语言与其他社会实践和制度一起在反映、创造和维持社会性别分工上所发挥的复杂作用。语言扮演的这种角色正是本书讨论的主题。这将使我们进入范围广大的一系列议题，这里有关于女人与男人应该怎样说话的社会期待、妇女在公共言谈形式中所受的限制、夫妻间交谈的“劳动”分工，还有大众媒体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再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