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人们使用话语这一术语，话语在这里既有其具体社会交往情境中语言学的意义，也有福柯所指的意义。语言学家岗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就是这样一类实践者；在把话语的特征概括为社会文化实践时，他就提到了福柯的著作。克雷斯吸取了福柯的观点，在定义和界说话语性质时，他做了这样的描述：

话语就是一套系统地组织起来的陈述，它让一个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得以表达。除此之外，对于那个制度所关注的领域，不管是边缘还是中心领域，话语定义、描述和界说什么是可说以及什么是不可说的（扩展开来，也包括什么是可做以及什么是不可做的）。话语对既定领域、话题、对象和将要被谈论的过程提供一套可能的表述。在这样的表述中，话语为社会和个人行为做出描述、制定规则、发布许可和禁令。（1985：6-7）

图表8.1　话语的三维概念（费尔克拉夫，1992：73）

话语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知识和实践的总体中构成的，这样的知识和实践塑造（shape）人们，让一些人占据权力位置而排除其他人。然而，话语只能存在于具体情况下的社会交往作用中。因此话语既是行为也是惯例，两者从来不可或缺。

图表8.1是这种话语概念的再现，它结合了两种不同的分析传统。这个示意图浓缩了话语的不同意义，把语言运用呈现为社会实践的形式。这个示意图的中心是文本，它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这里的文本指形式特征（如语法、词汇等），除此无它。这些特征提供线索，让我们可以追溯文本是如何产生的，即它是如何被写成或说出的；它们也是提示，提示文本可以怎样来解释，即是去读还是听。个别听众或读者实际是如何读或听文本的，这取决于她拥有什么资源来解释这个文本（解释文本需要资源，有关这一点的显著的例子是，解释者必须了解一种适当的语言或几种语言）。之所以强调需要资源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提醒我们不要把文本看作是仿佛有固定意义的东西，不要使之独立于文本在其中传播的社会现实之外。文本的意义不是现成的，除非我们说它有潜在的（potential）意义。当人们解释文本时，它才获得意义（而文本获得的意义对每个人也不会是同样的）。这种有关文本的看法，文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很熟悉。它不是指文本可以有任何意义、对文本的解释可以任意引申。文本的形式特征的确对它可能产生的意义强加了限制，这些特征也限制了如何对它进行解释的方式。

文本是特定场合中话语活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图表8.1中它被表现为内在于（inside）话语实践的原因。话语实践既涉及到文本，也涉及到过程，人们通过这些过程创作和解释文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卖方（seller）和地窖（cellar）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真正说起来，比如当股票经纪人在工作中说它的时候，并不太可能造成混淆，因为这些人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成为解释这些词的资源。他们所从事的话语实践富有成效地给予词语以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意义。

人们回应文本的情形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因此也取决于将什么带入（to）文本中。文本设置了读/听的位置，现实中的读者/听者不能不在这一位置上周旋协商，尽管是否接受这些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接受者是什么样的人。以大众传媒出版物的情形来看，这一点可说是特别明显，这些出版物往往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它们以特定受众为目标。请想想看出自少女杂志中这样的句子：“当你千方百计想要打动那个高六年级的美男子时……”这句话包含的文本线索提示了预设的理念，有这些“高六年级的美男子”存在着，而“你”竭尽所能去打动他们。读者被置于欣然接受这些理念的人的位置。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可能接受这个阅读位置，但对于四十岁的女人，恐怕她根本就不接受！

在图表8.1中，话语实践是位于社会实践之内的。这就表明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且语言的运用不仅是个人的活动，它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将话语看作社会实践，这就需要考察更广大的社会环境要素，因为这一认识意味着话语分析必须涉及到：关注“文本、过程和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其直接的社会语境的关系，也包括与远为间接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费尔克拉夫，1989：26）。这里需要我们把更多的注意投向话语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而不是像话语分析者通常所做的那样。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发展出来的这种话语概念，为研究语言和社会性别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框架。长期以来，语言与社会性别研究者一直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很多日常语言都如此平常且显而易见，如何透过这些人们习以为常、显而易见的表面看到更多的东西？与之相随的危险还有，人们很容易把日常经验孤立起来，仿佛这些是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按照批判性话语分析模式，我们就不能忘记所有话语的社会性。这有助于抵制某种话语倾向，那种话语使我们表演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仿佛它就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