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创造语言”
戴尔·斯彭德的《男人创造语言》（Man Made Language）是早期讨论语言与社会性别的另一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在1980年代首次面世时，在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男人创造语言》曾经是广有影响的书，它或许至今依然是论语言和社会性别的一部最知名的著作。斯彭德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她认为，英语语言体现了独特的世界观，它也决定了讲述这种语言的人的思想意识。
语言帮助我们形成现实的限制。它是我们组织世界、划分类别和操纵世界的手段。正是通过语言，我们成为人类群体的成员，世界也成为可以理解的和有意义的，而我们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带入我们的存在。（斯彭德，1985：3）
她在这里表达的是萨丕尔-沃夫所假设的内容（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她的中心观点是，“英语语言确实是男人所创造的，它也依然主要是在男性的掌控下”（1985：12，我用斜体表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非常混乱；例如，简直不可能确定她所说的“语言”其确切含义是什么。然而，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还是需要考虑她的情况。
根据斯彭德的观点，英语是“男人的语言”。斯彭德是这样说的，她并不打算让我们把“男人造”（man made）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而是要说，这就是事实。妇女不得不用那些并非属于她们自己的意义来表达自己。男人对意义生产具有垄断权，他们也因此垄断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妇女的意义没有进入语言编码，因此，“现实”是由男人来定义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事件是男性版本，语言反映了男性的关注，文字具有男性偏见。
我列举一些词，仅仅作为例子来考虑：如老处女（spinster）、前戏（foreplay）、母职（motherhood）和工作（work）。当斯彭德写作《男人创造语言》一书时，工作的社会定义并不包括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所以，这个词有效地排除了妇女所做的工作。家务劳动（Housework），就定义而言，也不是工作；这个词通常还伴随一句贬低自我的评语：“我不工作，我只是个家庭主妇。”老处女就是从未结婚的女人，与单身汉（bachelor）相比，老处女这个词的含义也同样不讨人喜欢。前戏，当然是指性交时可以随便玩玩的内容，即发生在插入前的动作；而插入才是“动真的”。至于母职，这是每个女人的生活目标：“社会……赋予母职以法定意义，它意味着女性的圆满，代表美好生活，而使妇女充满欢乐、忘乎所以。”（斯彭德，1985：54）
斯彭德概述了妇女们的困难，当她们试图说出身为人母的不同感受时，她们缺乏言语，难以启齿。谈母职不是那么美妙的事，这样做不会让一个女人受欢迎，倒是有可能被扣上神经病的帽子。结果，许多妇女都没有做好准备，特别是对孩子分娩毫无准备。母亲通常总是对女儿隐瞒了生育子女的关键内容，女儿因此无法知道生孩子的潜在危险和剧烈痛苦。
斯彭德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论及了女人说话流利的问题，她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女人被认为饶舌话多、喋喋不休，这是因为人们宁肯认为她们根本就不该说什么。妇女话多的这个结论是相对于沉默来衡量的，任何话都被认为是多余的。斯彭德也观察了这种情形，当女人们的确说话时，她们必须以“男人可以理解的形式”来发言（1985：84），要不就得闭嘴。妇女对现实的理解不具合法性，可以被置若罔闻：“有大量陈词滥调，全都可以用来证明男性有理，而不必拿女人的话当真；只不过这些老套通常略有变化，而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你说的也是事实，可是，你干吗要说得那么激动/气势汹汹/不理智/感情化？’”（第84-85页），这也就是说，女人的话不算数，因为她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是男人不同意的；至于妇女实际说的是什么，那都无关紧要。男人让妇女闭嘴的其他方式还有，教训女人或者干脆不听她们的。根据斯彭德的观点，男人因此有效地封闭了女人对现实的解释。女人表达的意义受到系统性的压制。
斯彭德当时在《男人创造语言》中提出的观点非常重要。她的著作超出妇女运动的范围，把一系列女性主义论题介绍给了广大读者。我们应该特别感谢她，由于她的努力，英语语言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受到挑战，并且广为人知。即使在1990年代，斯彭德对妇女困境的理解或许还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世界千百万人的感受。斯彭德写出她的观点，时值1970年代后期，她对母职和工作的看法如今已不再像当时那个年代那样引起争议了。也许有理由把她的观点看作已经过时、没有意义的，但这么做肯定是严重的错误。
不过，斯彭德的论述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她把语言看成铁板一块的观念。这当然是（幸好是）强调得太过分了，语言哪怕有一半像她所说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她首先就无法写出这本书。她所记录的那些变化就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她对工作这个词的讨论里，她提到新造的词，如双倍加班（double-shift），这个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工作的性质。同样，我们也会考虑她所讨论到的解释现实的新“版本”，诸如说母职令人厌恶，而且这么说“也不算什么非同寻常的解释”（第55页）。如果这些有关母职的另类观念、颠覆性的观念并不是非同寻常的，那么语言和它所提供的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就不是无可救药的限制，不是像她有时所宣称的那样。事实上，从来没有、现在也不存在这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英语语言（也许只有在字典中才有这种例外）。
在斯彭德的论断中还有一个相关论点，男人拥有意义生产的垄断权。斯彭德有一个倾向是，把语言中新词语和意义的引进与将新词语与意义编入合法代码（编纂词典）这样两件事压缩到一起了。从历史上来说，的确是男人在编纂词典，而词典中所引用来说明词语的例句大多出自男性作家。但是语言并非首先在词典中存在，语言存在于使用它们的人之中，这些人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在关键术语的用法上，她也不断改变其内涵，有时自相矛盾，这削弱了她的论述力量。在用“意义”这个词时尤其如此。她说妇女的意义被封闭了，这里她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实上，她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本来这么做也并不是问题，但是她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她得出的观点模糊不清。结果，她的论断就不如她应该做到的那样准确和深刻。也许，为转变人的思想进行说教，这也无所谓不好，但这样却不能够真正带来信仰的转变。斯彭德说过，妇女的观点常常被认为无理性，因此而不被重视；但是她自己这么做，的确是相当遗憾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她在表达“妇女的意义被封锁”时用的三种不同方式：
一、首先是聚焦于语义的内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彭德指出，妇女不得不用带有男性偏见意义的词语，词语反映了男性的关注。我们考虑过她列举的一些例子：工作这个词仅指涉有薪金的工作，她还分析了老处女以及前戏的意义。这里她所讲到的是个别的词语和其语义内含。妇女的意义被封锁了，因为没有词语可以为她们所用。这里，她是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即被称为语义学的学科分支来运用“意义”这一说法的。
二、第二种方式聚焦于存在时间更长久的表达。斯彭德也陈述了这一点，妇女的语言被封锁，因为语言被用来制造带有男性偏见的论断，用来呈现男性对事件的解释。这里，意义并非仅仅关乎个别词语和其语义学内含，而是关乎陈述、命题、观点。例如，把母职说成妇女自我实现的源泉，这类陈述清晰表达出被社会合法化的意义。关于母职的其他解释都被“封锁”了，这也就是说，未被合法化。在社会学中，男性偏见使得研究者排除了家务劳动，不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只有“男性所认为的女性存在的意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斯彭德，1985：95）。这种观看“意义”的视角是哲学的，而不是语义学的。在社会学中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但不是在语言学中。
三、第三种方式是集中考察语言交往。正如我们早先所看到的，斯彭德也说，当女人说话时，男人制止她们；他们无视女人参与对谈话的贡献、压制她们的声音，或者是只允许她们以“男人可以接受的形式”来讲话，由此，男人封锁了女人的意义。但是，防止女人参与交流，这样的封锁女人意义与我以上所考虑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并不属于压制不带男性偏见的意义（无论是词语还是观点），而是属于压制女人。
在《男人创造语言》一书中，概念上的混淆还不止这些。其中，对诸如“结构”、“象征”、“词语”这些概念的运用都太随意了，好像这些概念都是可以互换的（实际上不能互换），其中一个特别明显的不足在于，她仅仅在英语语言中看到男性偏见，以此作为语言有男性偏见的理论依据。要详细了解这些概念混淆和其他理论上的不连贯之处，请看玛丽亚·布莱克（Maria Black）和罗萨琳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的长篇述评（1998）。
我已经考察了斯彭德把语言看作铁板一块的观点。在她的论述中，男性权力也是铁板一块的。作者假定，所有的男人都处在统治女人的位置上。她所暗示的权力与男性之间的直接联系是需要打破的。她说明男人何以具有统治女人的权力时，仿佛这种情况是由于生物学原因、天生得来的特征（对此我们毫无办法），而不是由于文化和政治所赐予的特权（它是可以被挑战的）。当谈到男人处于高于女人的权力位置时，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具体情况。我需要考虑在何种体制中、在何种处境下情况才会如此等等。正如另一位批评斯彭德的学者伦尼·西格尔（Lynne Segal）所说：“斯彭德仅仅是写到了男人对意义的那种超历史的、普遍的控制，不应仅止于写出这些；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好，那就是去研究特殊的人群是如何能够掌控具体的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建构了控制意义的框架。”（西格尔，1944：29）
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补充到斯彭德有关妇女的意义被封锁的论断里，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制度性语境中，讲话的方式怎样对男人和女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又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具体情境中的交往权利是什么（例如，谁可以发言，谁又必须闭嘴）？妇女在某些谈话或写作的权限上受限制吗？给予不同讲话者或作者的权威性是什么？存在着贬低妇女讲话或写作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