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的话语建构
这一小节考察关于孕妇的话语建构，以此为例来看从批判性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当一个女性怀孕时，她就陷入了产前护理话语，这也是更大范畴内医学话语的一部分。据称，产前护理的目的是在妇女妊娠全过程中为孕妇及胎儿提供护理，使母亲与胎儿在分娩时健康平安。产前护理包括使孕妇和胎儿得到定期检查，检测胎儿是否有缺陷、疾病及其他潜在的危险。医师通常还会就孕妇饮食、锻炼等问题提供建议，指导孕妇如何为临盆分娩的重大日子做好准备。产前护理的话语出现在各种文类中，工业化社会的妇女一旦怀孕，就被牵涉到这个话语中来，包括上妊娠知识课、向医生咨询、产科检查、上医院体检、助产士走访等等。相对于其他文类，语言在这里的某些文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要研究产前护理话语？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作用于知识建构以及人的身份和关系的建构。不管你是否愿意，女性的社会身份与其生育能力有密切关系。在生育和妇女形成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这一领域，医学话语是重要的斗争场所。有关怀孕和生育的医学话语并不是惟一的话语实践，但是它比其他任何一种话语都更有力，影响也更广泛。存在于医学制度背后的权力、由医学专业来施行的权力，这些支持着产前护理话语。在当代社会中，产前护理话语是对孕妇这一社会现象最有影响力的话语。
有关孕妇的话语建构，丹麦学者萨拉·基尔（Sarah Kiær）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当时她是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生，她也即将成为母亲（基尔，1990）。基尔这时既是学者也将成为“母亲”，这两种身份形成鲜明对比，结果令人吃惊。一旦她被“正式”地确认为孕妇，换言之，一旦她见过医生并开始看门诊，别人对她的称谓就改变了。这种经历激发她开始了研究。当她怀孕之后，在周围人群对怀孕者的反映中，她就被看作另一种人了，这种感觉让她很不习惯。在她的研究中，她考察了各种类型，既包括口头类型，也包括书面类型中的产前护理话语体系，看其中的关联所在。她的资料主要来自她所出席的产前护理课程，还有她在诊疗室与医生的会谈（她对两方面的活动都做了录音，她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她提到各种印刷资料，如产前护理门诊部发给未来妈妈的《孕妇手册》。她的研究也包括把分娩过程医疗化的历史，这在她关于产前护理话语的批判性研究中，构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尔关注的是孕妇在产前护理话语中采取的位置。她注意到怀孕被建构为疾病的情形，在这里孕妇被看成病人，而分娩则成为一系列医疗程序。她调查了不同文类中权力关系的实施、产前护理话语赋予孕妇的属性以及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使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得以持续的。
她通常与医生的见面咨询按照访谈程式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医生主导谈话过程。医生常提出一连串观点和问题，意在引导她做“是”与“否”的回答；他检查婴儿是否在活动、她的手指是否肿胀，诸如此类。这个程式让她只能做出有限的回答，却无法提出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在这些咨询过程中，得到讨论的是她的生理机能（如血压之类）以及婴儿，这种非个人化的交谈把母亲建构为受着“妊娠病理折磨”的病人、怀孩子的对象和一整套疾病症候（奥克利，1984：213）。
在产前护理班，孕妇是受教育者。指导者把分娩描述为由医疗人员来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孕妇自己要做的事。这里的焦点是医疗程序，如果要想顺利分娩，孕妇就要为此做好准备。换个说法，产前护理班的作用是，让孕妇对医院护理做好“意识形态的程序规划”。实际上，在基尔所记录的产前护理课程中，指导者没有考虑的是：让孕妇充分了解她们在分娩中享有哪些选择的可能和权利。
这两种谈话类型都属于产前护理话语，基尔指出了其间的一个有趣的差异。在医生与病人的访谈中，怀孕妇女被建构为病人。这种谈话就像是在看病，正如你每次看医生时都可能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产前课程班，孕妇被建构为“即将成为病人的人”。医学话语是不带个人色彩的，而母性和家庭话语又是具有较多个人色彩、有关群体和经验分享的；通过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产前课程就像是正式成为病人的入门仪式。
这两种类型的话语都是产前护理的一部分，医疗机构把它们自然化了。医学界利用这些话语来实施权力，这一权力的运作是经过妇女同意进行的（而不是强迫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妇女必须接受产前护理）。孕妇参与其中，仿佛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事。为了使产前护理顺利进行，医疗话语必须使孕妇相信，她们需要接受医疗监督。常规化了的医疗程序，包括医生与病人的交谈，这些都强调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可能有什么事会出错。怀孕是需要医疗的条件，它被建构为疾病（正如芒蒂·皮森的《生命的意义》中的滑稽模仿所说的那样：“别担心，我们会很快把你治好！”）。分娩中的妇女也被建构成病人（她们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她们“没资格！”）。其实医学史家马乔里·图（Marjorie Tew）就已提出，20世纪让孕妇就医的这一趋势，与其说与母婴需要相关，毋宁说与医生和助产士之间职业竞争关系更为密切。他指出：“医生所提倡的提高住院分娩率的政策，表面上是为了改善母亲及婴儿的福利，实际上却是一个有效手段，医生以此削弱助产士的权力地位，自己取得竞争优势，并巩固医生在职业竞争上的支配地位。”（1990：7）
18世纪以来，医学界的一种基本假设是妇女不懂如何分娩，她们需要专家来负责。只有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才能接生，而不是由孕妇自己生孩子。譬如，在绿莎萝孕妇联会（Sharoe Green Maternity Unit）出版的刊物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见有关居家分娩的章节：“你将……需要有助产士帮你在家里接生。”在这些出版物中，女人生小孩从来没有被表现为这个女人自己在经历分娩；孕妇从来就不是动词分娩（deliver）在语法上的主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分娩要么被描述为助产士为孕妇所做的事，要么被解释为发生在孕妇身上的事，仿佛这是没有行为主体的过程。“在（分娩的）第三个阶段，胎儿被接生。”产科理疗专家们制作的一本小册子上如是说。孕妇是病人，她们对自身处境、对自己和婴儿面临的潜在危险一无所知。20世纪的今天，怀孕和分娩完全被医疗化了：“所有的妊娠都是潜在的病理现象，根据这一定义，产前护理最终获得委任状，这是由医学专业写就的，它与国家控制人口的利益密切相联；也是这一委任状给予了从业者前所未有的学位证书，使之可以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经过准许的生活方式。”（奥克利，1984：2）医学界有权定义何谓模范母亲，并决定她们应该了解哪些生育知识。
在英国的保健机构中，传单和小册子数不胜数；每个孕妇都会收到大量的宣传材料。孕妇门诊部所散发的各种出版物，日益趋向高度标准化。基尔发现，正如告诉孕妇她将如何感受怀孕一样，这些印刷品也往往假设了特定的、传统的家庭形式和夫妻关系。例如，她收到兰开斯特皇家医院的一份小册子，其标题是“可以让我丈夫看扫描吗？”这里的假设是想当然地把孕妇看作已婚者。在出自同一保健权威的《婴儿手册》中，有一节为“你的外形变化”；这一节详细描述了孕妇的头发、皮肤和指甲的变化，并建议“在做家务时使用质量好的润手乳液和橡胶手套，保护你的手和指甲”。而这也预先假设了你要做家务，在整个孕期内（即使你几乎无法弯腰去系鞋带……）都要继续做。同样也是在这些字里行间，有各种要求丈夫“帮忙”做家务的建议。这类出版物也一致假定你对怀孕满怀喜悦，憧憬新生儿的到来。例如，翻开书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恭喜！”然而很多女人、甚至是大多数女人对怀孕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即使她们已经决定要孩子，她们也未必认为恭喜是恰如其分的。
绿莎萝孕妇联会1996年的手册（由另一保健部门制作）并没有把孕妇所在的家庭结构绝对规范化，它避免了假设这是一对已婚夫妇，它所常用的是伴侣（partner）这一中性词，或者用可以选择的指涉如：丈夫/伴侣，父亲/伴侣。与“可以让我丈夫看扫描吗？”这个说法比较起来，“只有父亲/伴侣才能看扫描”这种说法就没有把未婚的伴侣彻底排除在外。的确，如果这样的说明不把一对夫妇断然看作异性恋，那么，甚至同性恋伴侣也不会有完全受排斥的感觉。
然而，这种表述依然把那些无伴侣的妇女边缘化了。只有在详细描述享受国家福利条款的小册子中，我们才会看到单亲家长被提及，在别的描述中就不会有这一特征。但有迹象表明，人们的确努力在语言运用中不疏远为数众多的一部分妇女（换句话说，面对语言改革的压力，小册子的制作者力求回应语言改革的压力；详见第11章）。分发给孕妇的印刷资料，也有少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是以北印度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以及英语来写的，从这些材料所用的不同语言可见，制作者考虑到了绿莎萝孕妇联会所服务的普林斯顿地区的种族多样性。
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印刷品都考虑到在指涉对象时所用的称呼，这表明医学界对母亲身份的定义正发生变化。例如，母亲不一定就是刻板老套的家庭主妇，从医学上来说，在相关情况下，母亲作为工人的身份也得到了肯定。举例来说，弓浆虫病信托基金会制作的传单上就说明：“怀孕牧工应意识到，绵羊在产羊羔时可能会把弓浆虫病传染给怀孕牧工，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表明，在医学话语定义好母亲时，已婚者和家庭主妇已不再作为根本因素来考虑。
正如有权定义何为好母亲一样，医学职业也有权决定让妇女了解哪些分娩知识。在基尔看来，医学要求妇女去了解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她们变成病人所要接受的训练。在医学界，对大量病人的处理构成医疗常规。孕妇和其他病人一样，她们必须遵守这些常规，被动地接受护理。她们需要熟悉有关分娩的一系列医疗程序。拒绝做个好病人，如不守规则、自作主张，这是要倒霉的。
然而，对母亲提出的这种被动性的要求也在变化中，这可能使人更难以理解这种被动性。产科理疗医师的目的是让孕妇不要成为完全被动的病人，一本由产科理疗医师制作的小册子把分娩描述为三个阶段，他们对妇女在分娩的每一阶段所应采取的策略提出了建议。与其他地方的产前护理话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小册子把助产士和分娩妇女看作合作者。而且，妇女的身体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按照你的身体感受去做。”这一建议很明智，它有可能鼓舞妇女，让她们提高自信心。可惜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其他医疗人员的响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医疗者把自己树立为指导孕妇如何做的人。马乔里·图对这些严格的限制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她认为这些限制阻止孕妇在分娩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在大多数人类活动领域，信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保证。没有哪一领域比分娩更能体现这一重要性了，在这里，分娩的生理过程与产妇的心理状态如此紧密地相互依赖。然而在产妇护理领域，产科医师的目标却是让自己的职业身份成为信心的惟一来源……它的确激发了外行者的信心，但最危险的是，它摧毁了母亲对自己生育功能的自信。（1990：10）
对即将成为母亲的人，产前护理话语产生的另一相对积极的作用是：提供生育计划的设计配方，门诊有时也会提出这类建议。它把孕妇带入这个过程，让她作为决策者（感觉自己参与进来了，话语的确可能达到这一效果！）。然而，她所能做的主要决定也许不过是用什么镇痛药，她在种种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也不过就是经济上最实惠的某一选择，如用皮下神经电疗或电击止痛法；因为医疗费毕竟是由个人来承担的（与大多数在英国的医疗保健机构不同，英国人的医疗费是通过税收来支付的）。总而言之，所谓选择也许更多地是幻觉而非现实。它更近于医疗程序，这个医疗程序不过是被表现得犹如（as if）人们有多种选择罢了。
我们一直在观察医学话语的这个特殊领域，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怀孕和分娩如何被建构为医疗条件。产妇被塑造成病人，为了护理的成功，她必须表现出温顺、服从和完全被动。但是，医学话语并不只是发挥了它塑造病人的权力，它也构造了从医者。医学职业的从业成员自己也被医学话语所建构和约束。毕竟，不是任何人都被允许去“接生”，或者可以做产科检查。你不得不参加考试、获取资格［奥克利报告了在家里非法接生的父亲被告上法庭的情形，在助产士行业人士看来，仅有伴侣在场、未经注册的在家分娩是非法的（1984：214）］。医学职业的入行要求非常严格。对从医者来说，进入医学话语，这要求医生经历比病人更多的“意识形态编程设计”。
最后要说的是，产前护理话语并不仅仅是混合了知识、实践和主体位置的静态整体，它也在经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在我们相当熟悉的医学进展方面（仅仅根据科学进步来定义变化，这本身就是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它本身也是社会机构内部及各个社会机构之间斗争的结果。我前面已经提到，从病人选择来说，“全国保健服务”组织（National Health Service）对护理的再现已经改变，这是“病人宪章”（Thatcherism）促成的。医疗程序中的变化，是各种团体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些团体既包括“全国保健服务”组织（英国），也包括其他团体，如国家生育信托基金（National Childbirth Trust）等。在定义和决定医学话语赋予从业者的权力方面，由于这些团体的斗争，才导致了这种改变。就产前护理这一个案来说，这些权力可能包括：当女性怀孕时，让哪些内容进入把孕妇当作病人的培训课程；还有，对于妇女的分娩，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让她们了解。令人奇怪的是，只有在某些医疗程序已经过时以后，作为受训者、病人的孕妇才知晓内幕。例如，当医院明确表示，刮毛/灌肠这一双重程序并不是常规惯例时，生育计划的简介中才提到这一步骤，提到它是为了让孕妇了解，这是她们要和助产士“讨论”的内容之一。这些程序都曾是常规惯例，但早期出版的妊娠资料根本不去提及，那些出版物却自称其目的是让孕妇做好准备，了解生育的经验/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