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父亲最清楚”
对叙事活动的第二项研究只是观察了美国家庭（这些家庭被描述为中产阶级、欧洲裔美国人的家庭），它考察的是日常讲故事活动的功能，分析这个活动在强调和维持父亲权威地位方面所起的作用（奥克斯和泰勒，1992a，1992b，1995）。埃利诺·奥克斯（Elinor Ochs）和卡罗琳·泰勒（Carolyn Taylor）记录了加利福利亚州的7个双亲家庭在两个晚上的活动，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有一部分时间是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度过的。与前一项研究不同，研究者并没有加入晚餐，所以她们没有作为观察者出现在录音里。不过，她们对每个晚上的活动做了录音录像，当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开始晚餐时，她们把录像机打开。就像布卢姆-库尔卡一样，她们的兴趣是在儿童的社会化。不过，她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文化差异，而是集中于一个问题：儿童如何在某种文化中习得性别化行为。她们关注的焦点是叙事实践中的“社会性别示范”。结果，她们发现，在每个家庭中，父亲扮演的都是同样的角色，他是主要听众，也是其他家庭成员的评判和批评者。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父亲最清楚”的动态模式。
正如在布卢姆-库尔卡研究过的日常叙述中一样，奥克斯和泰勒所研究的故事和见闻也是叙述者描述自己当天的经验。首先，正如布卢姆-库尔卡一样，她们观察了在叙述中谁是故事的主人公/主要讲述人、谁开始引入故事。她们也考察了故事的主要接受者是谁，即这个故事主要以谁为讲述对象，还有叙述如何“受到质疑”。叙述被质疑，这指的是听者在故事要素中找破绽，质疑讲述者（例如，质疑讲述者的能力）。她们感兴趣的是，谁的叙述受到这种对待、由谁来给予这种对待。
当什么人成为日常故事的主人公时，这些人的经验和关注就被置于显著地位；这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无疑，作为故事主人公，这意味着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但这也许并不是件好事。被注意者不会仅仅是接受称赞，有时，受人注意是不舒服的。正如奥克斯和泰勒所指出的：“考虑到主人公的行动、想法和感觉不仅会得到称赞，而且也会处于家庭成员的仔细审查、讽刺、挑战和批评下，所以，被人注意并非总是有利因素。”（1995：101）作为故事主角，讲故事者会处于脆弱不利位置，暴露在全家的审视下。奥克斯和泰勒的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总是成为故事的主角，而父亲作为故事主角的情况则很少发生（见图表4.3）。
图表4.3 在7个加利福尼亚家庭晚餐故事中的故事主人公（数据出自奥克斯和泰勒，1995：102）
承认主角的这种脆弱不利条件，因此，由谁来引出故事，这便有着高度重要性。正是引出故事的人决定了谁将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以及谁会成为潜在的挨批评的对象）。奥克斯和泰勒在研究中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常常是引出故事的人（见图表4.4）。因此，家长，特别是母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她们的引导把孩子设定为故事主角。
图表4.4 介绍故事者（数据出自奥克斯和泰勒，1992a：320）
引出故事者也选择了首要的接受者。这个选择可能是直截了当的（如“告诉你父亲这个那个”），也可能是含蓄提示的。首要接受者的角色是相当有力的，谁拥有这个资格，谁就能批评、评价家庭里的其他成员，无论其他成员是作为故事人物还是作为叙述者。经常占据这个位置的人被确定为家庭中的法官。不出你所料，奥克斯和泰勒发现，父母通常拥有这个特权位置，他们是接受故事者和评判者（见图表4.5）。父亲常常发起讲述，这些父亲要求孩子们讲，而自己居于听孩子交代故事的首要地位，正如在下面这段摘录中的情形一样：
图表4.5 主要的接受者（数据出自奥克斯和泰勒，1992a：323）
父亲：（你）妈说你想过嗯
（.）在游泳队发展？
露西：（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1.00）
父亲：（点头表示首肯）（.）（好）
（报告继续）
（奥克斯和泰勒，1995：105）
在有些家庭，母亲常常提到父亲的名字，用这样的导语来发起讲述，如说：“你想告诉你爸爸今天过得怎么样吗？”在大多数家庭，女人们都比男人们更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因为她们通常都更早下班，在晚餐前就已经听孩子们讲过当日见闻了。但是，仅仅因为晚下班，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父亲常常是孩子故事的首要接受者，还有很多其他原因。首先，在其中两个家庭，到晚饭时间父亲已经比母亲更了解孩子们的当日情况，但是讲故事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告诉你妈妈今天如何如何”）。再则，当孩子们的确心甘情愿地讲述自己时，依然是母亲而不是父亲提议他们开始讲；其实一般来说母亲已经比父亲更了解孩子们的当日生活了。不仅如此，而且，全家人最不了解的那个人、大家都不知道他过得如何的那个人正是父亲，但从来没有人叫父亲讲讲今天过得如何。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会挑选孩子作为故事的首要接受者。（不存在这种说法：“告诉你的孩子如何如何。”）
父亲监控下的圆形监狱
总而言之，在这些家庭晚餐桌上讲的故事，它的分布情形显示的是单向的、非互动的状态：“所有的模式显示出，家庭中发生的叙述活动根本是不对称的，凭什么孩子的生活要向家长报告、而家长大体上却都不会对孩子叙述自己的生活呢？”（奥克斯和泰勒，1995：105）奥克斯和泰勒把这种情形比作圆形监狱（边沁，1791；福柯，1979），圆形监狱这个说法指的是某种建筑结构（如带有监视塔的监狱），它使得一个人可以监视一群人而自己不被监测。像圆形监狱这样的结构赋予监视者凌驾于他人的权力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仔细审视他人。同样，在奥克斯和泰勒的资料数据中，父亲承担的主要角色是听别人向他报告，这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处于他的监督下。在这方面，妇女也起到重要作用，她为丈夫确定了这一角色。
图表4.6 质疑者和被质疑者（资料数据出自奥克斯和泰勒，1992a：325）
奥克斯和泰勒不仅注意到家庭晚餐谈话中类似监督的一面，她们也考察了对故事和见闻置疑的情形。置疑涉及到对叙述中的要素发表不同意见，或者与讲故事的叙事者争辩。奥克斯和泰勒发现，确实发生的争议在叙述中占一半，大多数情况下是父母双方的争议。只有百分之十是自相矛盾。常常是父亲扮演质疑者的角色（即发现问题的角色），而孩子则是最少去置疑的。母亲经常都是被质疑者（即被作为有问题的对象），父亲则最少成为这一角色（见图表4.6）。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的叙述经常受到丈夫的质疑。下面是一个例子。这个女人工作中刚有了助理。她丈夫就已经在挖苦她了：
1.父亲：（（吃着饭后甜点））哦（.）我当然
2. 认为（.）你嘛你明白
3. 你是个不错的老板（.）你在那儿
4. 工作有多久了？
5.母亲：（（在厨房水池那儿边刷碗边回答））
6. 6月满15年
7.父亲：15年了（.）你搞到个帮手
8. （（转脸直接看着她））
9. 他在那儿已经工作了几个星期了
10. 你做他想让你干的事情
11.母亲：哈哈（（父亲也在微笑？
12. 继而转头继续吃甜点））
13. （..）不是那么回事
14. 不是我按他的想法做（.）这的确有用
15. 我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16. 只是因为我工作太辛苦了
17. 我不想干得这么辛苦
18.父亲：（（把椅子转过去，半边脸冲着母亲））
19. 好（.）你是老板
20. 工作标准是由你来定喔（（继续））
（选自奥克斯和泰勒，1995：108）
在第7—10行和第18—20行中，他暗中置疑她的工作能力。丈夫往往把妻子当主角，找她们的毛病，暗示她们的无能。女人也会找男人的毛病，但却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就男人对讲述的理解来发问，如在这里的第11—15行里；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主人公来批评。女人这么做通常都是自卫，或者为自己辩护，或者为孩子们辩护。在这些家庭中，有两个家庭的女人在叙述中明确表示自己缺乏自信，结果得到的评价是“先发制人”，即堵住丈夫的嘴，使男人没法再对她们提出批评。
孩子们主要是处在接受置疑的这一端。他们很少置疑父母，而当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父亲常常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详细的统计数据可见奥克斯和泰勒1992a、1992b）。以下是父亲的故事受到儿子挑战的一个例子：
父亲：我下令地震
停止（.）「它真的停了
儿子：（（扮鬼脸））
哈哈哈」哈哈吹牛不害臊裤子「烧着了
父亲：
我说」“地震你马上停住你把我的孩子吓着了
我们决不会饶了你”
儿子：没有你没（笑声）说
父亲：没有？
儿子：没有
父亲：好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儿子：哼嗯？
（选自奥克斯和泰勒，1992a：312）
挑战家长故事的男孩比女孩多百分之五十。下面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出自母亲的自我批评，这里说的是她7岁的男孩在餐馆里误吃了辣椒。孩子起初把它当作有趣的经历来讲述，但当母亲开始对他作为讲故事人的姿态提出问题时（强调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孩子则改变了策略，他这么结束话题说：
儿子：（（伸出食指去够母亲，直至触到母亲的脸颊））
你瞎说（.）你瞎说=
母亲：（（点头））=是我瞎说
女儿：哈哈哈（（轻轻地笑））呵呵
母亲：我想过那是（（当她说话时
儿子捏她的脸））个（.）青辣椒
（.）哈哈哈哈哈（（把儿子的手拿开））
哇那个可真是辣得不得了
儿子：你瞎说（.）我一想到什么就非做到不可
（选自奥克斯和泰勒，1992a：315）
这么小的孩子不仅找到了问题所在（实际上是他母亲自己帮他找的），而且给予了惩罚。奥克斯和泰勒把妇女的自我批评比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男人是家庭里的仲裁者，这不仅是因为男人总是被指定为叙述的主要接受者，尽管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是男人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一角色，他们比家庭中任何成员都更经常地对每个人的叙述提问。同样，当男人作为主要的接受者时，找毛病的程度也全面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女人与她们的丈夫争论：“反置疑”，抵制丈夫在她们为自己和孩子的辩护中找毛病。不仅如此，而且，当女人而不是男人作为叙事的主要接受者时，男人们也会插进一脚，他们会在讲给女人听的见闻中找问题。总而言之，男人把找问题当作他们的权利，作为父亲/丈夫角色的一部分：“置疑者的角色似乎是家庭中做父亲/丈夫这一角色的特权，它在叙述活动中并通过叙述活动呈现‘父亲最清楚’的意识形态，使得父亲的观点和特权得以社会化和（再）确立。”（奥克斯和泰勒，1995：112）既然妇女习惯性地让男人承担主要受话人的角色，她们因此也同样强化了这一点，即把男人确立为家庭中的仲裁者。
晚餐时家庭成员讲故事的结果影响到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同时，随着父亲被确立为权威人物，这些故事也设置了母亲的地位，她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被批评的对象（这与母亲的另一有力地位形成对照；母亲与孩子相关，她是直接掌管物品、提供服务的人；母亲管着巧克力、薯片、零花钱……）。男孩以更强烈的评判是非的倾向参与到找毛病的活动里，看来他们已经在学习如何做丈夫和父亲，而女孩们则可能是正在学着成为问题本身。
以上我所考察的是对美国7个家庭两个晚上讲故事活动的研究，我们必须记住，不可把这里的研究推及全人类。即使在奥克斯和泰勒选取的小范围样本中，不同变化也是存在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布卢姆-库尔卡的研究也支持了这里的发现。从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来说，在美国，人们期待儿童表现自己；在这种期待下，儿童承受了相当大的、要他们说话的压力。布卢姆-库尔卡的研究中的仪式特征有可能是观察者作为客人出现的结果，或者也可以说，这只是犹太裔美国人或者波士顿人家庭的情况。甚至还可以说，只不过是在这些被调查的家庭中情形如此。然而，这种情形与其他文化中的晚餐言谈形成鲜明对照。在以色列家庭中，儿童并非处于人们关注的中心，这些孩子的处境就与他们在美国的同龄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