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忽视权力关系
差异模式和它所支持的解释——把差异解释成跨文化交往中的误解，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忽略了权力运作。大多数对坦嫩的批评其矛头都指向这一点（特别是卡梅伦，1992b，1995a；克劳福德，1995；弗里德，1992；特郎姆-普洛茨，1991；尤西达，1992）。与其他拥护“两种文化”的学者一样，坦嫩重新解释了那些在别处被认为是主控性质的行为（如果在谈话中你得不到发言机会，这并不表明他在支配谈话。他不过是碰巧有一种争强好胜的风格罢了……）。就“两种文化”这一方法本身而言，正如在实际应用中它所倾向的那样，其主要问题在于漠视差异的后果，它给人们一种错觉，仿佛男人和女人的确是平等的，男女仅仅是不同而已。
与这种“平等而不同”的神话有着密切关联的是狭隘的关注焦点：它仅仅关注个人而不去思考更广大的社会现实。坦嫩论男女两性交往风格的著作正是如此。探讨日常谈话中的挫折，坦嫩完全是在两个平等的人的个人关系这种意义上来讨论的，她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和权力上的不对称往往也强加于这种个人关系。坦嫩并没有完全否定男性主控可以用来解释差异的模式，但她关于主控的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观念完全建立在个人动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她的那些宽心话，她要让那些被告知“动机不良”（前面曾引用）的人重获信心。她只是聚焦在个人、聚焦于个别有意行事的男人，却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可以促使男人以主控支配的方式行事，不管他们是否有意如此。坦嫩在她的解释中没有为这种并非故意的主控留下余地。然而事实却是，男人可以主控支配，无论故意或无意都可以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无意的主控也有可能发生，那就不能用交往中的误解这一方法将其排除、不做解释。主观意图不足以解释社会性别化的行为方式。
我们需要对“两种文化”的观点本身详加审视。这种观点同样遮蔽了无视权力的问题。两种文化的观点认为，男孩和女孩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亚文化中实现各自的社会化的，但提出观点的人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相同性别的人首先会聚在一起玩耍。人们只是说同性就是“如此”相聚的。无论如何，性别间的隔离显然被夸大了。事实比这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对美国的两所学校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她发现，性别混合和分离的模式十分复杂（索恩，1993）。她还发现，有证据表明，学生在校外的朋友圈更趋于异性混合；她列举了有关描述，在学校较公开的领域，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友谊往往是进入“地下”秘密发展的（1993：50）。
在索恩的研究中，有着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种族划分的类比：跨性别交谈被比作跨文化的交谈。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误解，男人与女人也是一样，这一类比令人怀疑。男人与女人的生活是高度整合的，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男人和女人并非生活在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两种人——例如说英语的印度人与说英语的英国人——的交往中，双方对彼此话语的期待不一样，这里产生的阴差阳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差错是人们在欧亚不同大陆成长的结果。但是，那些具有男性或女性谈话风格的人，可能从小就是邻居，甚至是同一栋房子里一起长大的。即使不谈这一点，如果这些人的确就像那些在不同大陆上长大的人一样彼此决然隔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种隔离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这种男女隔离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如果不接受这种隔离，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潜在于两种文化观的是这一假设，即人们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单一性别，或者说人们的社交生活是同性的（homosocial）。这一假设非比寻常，即使退一步说也是如此。因为，既然异性恋是为规范，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异性（heterosocial）社交是人们相处的基本关系。那么，同性社交关系的作用又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回答是，在单一性别群体里，儿童习得必要的、支持异性恋的社会性别差异；儿童习得“有助于建构一对异性恋夫妻的差异，把这样的一对夫妻建成由互补但非平等的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卡梅伦，1992b：466）。
人们所描述的那种男人和女人的谈话风格，它们的作用是赋予男人女人以理想的装备，使男女各自承担起传统的角色；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有所疑虑。我们对坦嫩列举的很多趣闻轶事十分熟悉，这是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例子如此契合现存的文化刻板定型观念，所以我们对之耳熟能详？让我们回想坦嫩所作的一些对比，她以此来建立两种同等的、言之成理的谈话风格：
显示同情 解决问题
表达友情 提供信息
聆听 说教
私人的 公共的
建立联系 确立地位
支持的 对抗的
亲密感 独立性
左边的纵列提示我们，妇女是养育者，这有可能是对母性品质的赞美；然而，这也同样有可能支持了传统、习俗里把妇女的身份理想化的倾向。而右边的纵列则可以用来维护男性的权力和特权。但是，为什么这些差异会存在呢？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原因。这里有些东西被掩饰起来了，它们成为所谓中性的“风格”，事实上这些就是男性特权。
我们已经思考过男人在公共语言中的位置（见第6章），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上面清单中的另外一项：独立。坦嫩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趣闻轶事。“林达”对“乔舒”很不满，因为他邀请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来到家里度周末，事先竟懒得跟她打个招呼。林达出差很久，那个周末刚好从外地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想家里有客人。我们不应该说乔舒是个不体谅人的傻瓜，他只是独立自主而已。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乔舒，对他来说，“征求妻子的意见就等于请求批准，那就意味他不够独立”（1991：26）。有好几位坦嫩的批评者都挑出这个例子来批评她，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艾丽斯·弗里德（Alice Freed）所指出的，这种有资格如此行事的观念，即“完全按自己意愿办以及单方面就能做出决定，这种观念是男人乐于享有的社会特权的一部分”。正如她所说：“这与交流风格和措辞无甚关系”（1992：145-146）。对于涉及双方的事情，一方做出决定，全不肯征求对方意见，这种权利观念也与当代伴侣式的婚姻或夫妇关系的观念相冲突。这个情境让我想到，既然乔舒这么看重独立的价值，婚姻对他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好事情。我相信很多男人都会赞同我的观点。
事实证明，坦嫩的《你就是不理解》（You Just Don't Understand）（1991）一书对一般读者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本书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并不存在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女人和男人都是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这本书提出了交流中的很多问题和障碍，但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在有关这本书的评论中，弗里德认为，这本书是对女性主义反戈一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论断。在另外一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中，德国的语言学家森塔·特郎姆-普洛茨（Senta Trömel-Plötz）批评道：“读者徒然地寻找着如主导、控制、权力、社会性别政治、性别偏见和歧视等概念，读了两百页之后，好不容易才看到其中两个，却依然未见作者展开探讨。”（1991：491）坦嫩的结论建立在把跨性别交流比作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因此，在她看来，困扰男女关系的语言和意志的日常冲突与妇女反对压迫的行为并没有关系。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冲突，是因为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交往风格，而他/她们各自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存在应该进一步思考的讨厌的政治，也不需要怪罪任何人。坦嫩对差异框架所做的普及化表达大受欢迎，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她的书对家庭争执提出了令人安慰的解释，同时又没有指责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