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干 预
发明出“性别歧视”这个词语，其本身就是直接干涉之一例。它是一个新词，是为填补词语空白而发明出来的。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利用英语的创造性潜能、尤其是双关语和其他俏皮话来创造新词，例如，把治疗专家（therapist）改写成强奸犯（the-rapist），就像玛丽·戴利（Mary Daly）在《妇科/生态学》（Gyn/Ecology）（1979）中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改写那样（她的书名也是一语双关）。人们来不及察觉的还有，新的术语“抚育”（parenting）已然成为日常用语，在一些语境中，它已取代了“生养”（mothering）这个词。由词类的变化、即从名词变成动词，产生出“抚育”这个派生词；它把父亲引入到抚养孩子这个长期的职责之中［与瞬间完成的工作——使……受孕（fathering）形成对照！］。另一个可能的干预行动是扩大现有词语的使用范围，就像费顿·希尔的妇女们用“贱渣”来骂男人那样。
干预性别歧视性语言的另一途径是小说创作实验。小说家有时操弄英语来发明另类代词，或者铸造新词填补词语空缺。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的科幻小说引人注目。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在其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边缘上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中，皮尔西用的是不表示所指人物其性别的第三人称代词。在这部小说里，皮尔西展示了叫马塔坡依塞特（Mattapoissett）的乌托邦社会，这里的居民废除了社会性别。人们所用的代词从不具体表示其指涉者的生理性别，完全不像我们对代词“他”（he、him）与“她”（she、her）所做的区分。在马塔坡依塞特，第三人称主语代词是“人”（person）；人们所用的其他代词是“每个人”（per）。这样做并没有消除性别身份，但它确实降低了性别身份的重要性。下面是小说中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的两个例子：
“萨福本人（perself）很久以前编了那个故事。”兔子杰克满怀钦佩地注视着老妇人。“很多人现在都在讲那个故事，但没有一个人讲得更好。从破冰解冻期开始，我就录下了每个人（per）的讲述。”
“人（person）自己献媚求宠地上别人的床，这种行径并非总是管用，”一个单腿独立的年轻人（person）说道。“有次舞会后，兔子杰克来找过我，以后再也没来过。我觉得我这人像个苹果，被咬了一口又给吐出来了。”
“人（person）太好奇了，建立的友谊远比自己能维护的多，”玻利瓦尔冷冷地说，连头也不抬。（摘自皮尔西《时间边缘上的女人》，1979：132，312）
人物在对话中没有指明自己所谈对象的生理性别，但是，读者仍然能够辨别出男性和女性，因为叙述者（一位来自我们这个世界的女人）用了表示具体性别的代词、名词和所有格。皮尔西努力地操用两者，结果，读者能够领略到男女没有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是怎么回事。这种语言创造与实验是引起人们理解现状的一种方法。
对英语中的性别歧视进行直接干涉，其另一种形式是词典撰写。词典往往被视为自然天成的，人们通常以词典作为语言的知识宝库。如果你正在学这门语言，这样来看待词典当然不可避免；但遗憾的是，生来就说这门语言的人往往也对词典做同样看待。事实上，词典很有可能反映出编纂者及这些人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偏见。隔着一段距离回顾过去，这些偏见就清晰可见。让我们来看看动词“教化”（civilize）这一词条，在1931年出版的词典中是这样解释它的：“教化：使之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状态，引人和推动社会与道德完善；野蛮不开化的人常常被传教士所教化。”［引自穆恩（Moon），1989：89］但是，哪种文化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才有的？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这个定义和例句中隐含的观念即使不算是公然冒犯，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它们暴露了对文明的狭隘看法。
如今，词典编纂者努力于编写避免这些种族中心主义弊端的词典，其中也同样要避免性别歧视。新词典的编撰涉及到大量问题。词典中的惯例是，要标示出那些具有冒犯性的或粗鄙的词语用法。那些被部分人群认为是冒犯性的词语用法需要在词典中确定下来，例如女孩（girl）被用于称呼成年女人，脾气不好的男人被叫做老婆子（old woman）。在编撰替代性词典的时候，编撰者也需要避免例句中的刻板定型，如以上引用的词条所示。重要的还在于，编纂词典要基于语言运用的广泛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写作的现成资源作为规范标准。现在还出版了多种专业性的词典，其目的不是取代，而是作为补遗，把传统词典所遗漏的术语补充进来，如玛吉·赫默（Maggie Humm）的《女性主义理论词典》（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或者是在词典中加上机智的解释，如克雷莫拉与特雷克尔的《女性主义词典》（Feminist dictionary）。
另一种直接干预形式是监测公共空间中的语言，看其中有没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这目前在英语世界已经蔚然成风。出版者在编辑过程中要从作者手稿上删去潜在的、有冒犯性的内容。地方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各种方法致力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其他部门的许多机构也同样要这样做，包括工商业雇主、专业组织和教育机构。这些地方的绝大部分机构现在都已经有了平等机会政策、实施法则、投诉程序和行动方针。在美国这方面，较早的例子有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起草的课程改革建议和在出版物里避免性别歧视的行动指南。在英国，例子有全国记者联合会为其成员制定的行动守则，文中包括使用非性别歧视语言的一些指导性意见。下面是其中的一些建议：
福特公司男人表决（Ford men voted）
应为：福特公司工人表决（Ford workers voted）
男护士（male nurse） 应为：护士（nurse）
女医生（women doctor） 应为：医生（doctor）
家庭主妇（housewife），通常有购物者、消费者、厨子的意思
母亲（mothers），通常指家长双亲
女孩（girls）（超过十八岁） 应为：女人（women）（尤其在体育界）
老处女/离婚者 这些词语有辱于人，不应采用
这些指导守则也讨论了各种不同的刻板印象，提供了如何避免它们的建议，并且指出，妇女作为工人、作为创造性和决定性的社会存在，没有在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所言：“大约二十年来，说英语的人一直处在观战位置上，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汹涌起伏、到处蔓延的语言游击战。”（1995b：118）这些激烈行动由女性主义者发起，但其他人不久都加入进来。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语言游击队员已经取得了主要胜利。现在，特别是那些把守语言大门的人，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与社会性别、种族和身体健康状况相联系的问题。更普遍的是，人们现在明白了，在讲话中采用某些术语和形式，这是冒犯他人。语言界的挑战者取得的成功在于，这些斗士把以前似乎是中立的术语政治化了。现在依然还有人用那些相当过时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显然不再可能被以中立的方式来采用。例如，让我们假设，一位老派的、谨守传统的男士在提到主持会议的女人时，他可能还是会称其为主席先生（chairman）［或者甚至称主席先生夫人（Madam Chairman）！］，但他却再不可能这么做而保持中立；在选择用主席先生（chairman），而不是主席女士（chairwoman）、主席者（chairperson）或者主席（chair）的说法时，他流露出了自己对待妇女的态度，对这个态度他必须做出解释。无疑，他会发现这个状态是非常不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