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话语与语篇

我一直都在大量使用话语这个说法，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尝试给它下定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来想想，话语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术语被广泛运用于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用法变化不定。从事语用学或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家们倾向于用它来指涉语言在某些方面的应用：作为行为的语言，或者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用作交际的语言。对于集中研究音系学、词态学等学科的语言学家来说，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话语指长于句子的语篇。我一直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我用话语来表示具体语境中的社会交往。在第二部分里，我们考察了一系列话语分析学者的著作，并聚焦于这样一些研究：在一些谈话文类，尤其是讲故事、交谈和采访中，人际交往是如何被社会性别化的。大部分话语分析集中在口语交流互动上，但是，话语既可以是口头表达的，也可以是书面写就的。

在语言学中，对话语这一术语最明确和透彻的运用见之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然而，在进入这一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后结构主义对话语的运用；这种运用已经被结合到批判性的话语分析之中，我们可以在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看到后结构主义的用法。对福柯来说，话语是既包括可能性又具有强制性的结构。例如，医学包括医学知识、实践和社会身份；医学话语定义了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以歇斯底里为例，作为被医学话语界定的对象，它涵盖了所有与之相关的言说和书写，这个说法本身是无意义的。歇斯底里究竟是什么？对它的解释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一直在变化着。话语是历史性形成的社会建构，它通过知识的组织和传播而构成。医学话语也决定了究竟谁有界定事物的权力。知识不是从事物产生并反映事物的本质真理：知识并不是世界万物的本质。话语是在历史和社会中形成的，什么知识被看作真理、获得真理的途径是什么、谁可以决定真理，这些都取决体制中的权力关系。福柯指出，在组织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员通过话语来创造秩序，维持其统治；也就是说，使自己成为划分边界和范畴的人，如此来达到目的。

福柯提供了对话语和权力的历史分析。他不是把权力看作拥有权力的群体——如男人、上层阶级、资本家或任何有权者——的所有物，而是把它看作在话语中配置的东西。他通过定义客体和社会主体自身，考察了社会权力在话语中以及通过话语进行的运作。正如克里斯·威登（Chris Weedon）所指出的：

正是在米歇尔·福柯的研究中，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原则，如多元性、意义的持续延宕以及主体性那种不确定和话语性的结构被整合到语言与社会权力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把它的全部关注投向话语的制度性影响以及它在构成和管辖个人主体所起的作用上。（1997：104）

在福柯的著作中，作者留意于分析社会科学的各种话语；他指出，这些话语对于我们作为人的存在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福柯阐述了社会科学是如何对人们的身体施加影响的，它如何把人们建构成为病人、合法的主体和性的主体等等。换句话说，福柯指出，人们的这些实践和相互关系的形成，都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的结果，我们把这些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称之为“社会科学”。福柯表明，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如医学和法律这些知识领域，它们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例如，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集中研究了性主体的话语构成，看这些性的主体是如何在司法系统、医学文本等方面被话语所建构。在书中，他这样谈到自己的写作目的：

要解释［性］被谈论的事实，要发现谁在从事这种性的谈论、他们从什么位置和观点来谈；什么样的体制刺激人们谈性、又是什么体制积累并散布被言谈的这些事情。简要地说，有待解决的争议就是全部的“话语事实”，是性被“置于话语”的方式。（福柯，1990：11）

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所做的就是，检验在语言中累积的传统惯例及其社会构成，看这些传统惯例如何与具体的知识相联系。他通过对权力的考察来达到这一目的，即研究权力如何通过这些惯例得以施展，包括这些传统惯例如何定义社会身份。权力是具有规训作用的。福柯发现，18世纪是人口增长的时代，由此带来了住房紧缺、健康状况恶化等问题。的确，国家有“人口”需要管理、照顾和控制，这样的国家观念就是从这一时期产生的。把这个“人口”概念与“人民”相比，“人民”只是君主可以征税的对象，这是相当不确定的大众；而“人口”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它必须被仔细审查：

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之核心的就是性：必须去分析出生率、结婚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使性关系导向繁殖或不育的情形，还有单身生活或禁欲的效果以及节育方式的影响等等……人口的性行为既是被分析的对象，又是要加以干预的目标。（1990：25-6）

这些审查是通过教堂和国家的权威来实行的，这个过程产生了新的话语统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性变态”、“性反常”和“不自然行为”等说法才有可能。新的知识对象，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妇女，手淫的小孩和性变态的成人，这些对象开始形成（1990：105）。到19世纪，性与性反常的形式已经被概括出不同特征，并被分门别类，成为医学范畴。除了其他性欲形式之外，同性恋也从其中产生。正如福柯所评论的：“肛交曾是一时性的反常，同性恋现在却成为一个类别了。”（1990：43）

然而幸运的是，如此运用定义事物的权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与之对立的各种话语对社会现实提出了另类解释。这对于致力于造就社会变革的运动，如女性主义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福柯话语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话语的定义、界说和控制做出了历史性和社会性解释。他的方法可以用这些问题来概括，在《何为作家？》的结尾，福柯提出了以下问题：“话语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它一直在何处被采用？话语如何循环流通？谁能拿它来为己所用？对于可能的主体而言，在其中何处尚有容身之余地？谁能够假设这些不同主体的功能？”（福柯，198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