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对社会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

在过去20年有关语言和社会性别的研究中，社会性别差异研究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妇女是合作性的，男人是竞争性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研究为女性主义语言学设立的议程有如“男人讲话是这样，女人讲话是那样”；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是，男女差异得到了确认，而不是被挑战。这又意味着对于男女相似性的研究发现实际上被压抑了。例如在第5章我介绍过有关男女误解的一种解释，对此，马尔茨和博克的著作（1982）提到古德温所确立的男孩和女孩在游戏中的不同表现（古德温，1980）。在古德温对儿童游戏的详实研究中，她并非只是发现了社会性别差异；她同样也发现了男孩与女孩的语言行为中存在着大量的相似性。

弗里德（1996）概述了一些实验研究的结果，在使用一些特殊的语言技巧，例如像用“你知道”（‘you know’）这类口头语方面，男女的相似点远远超过其差异。“你知道”用法的变化是依据说话者的目的，而不是说话者的性别（这个观点和第3章提到的早期的一个论点相反）。弗里德报告说，她和她的研究同事无意中建构了一个女性化的实验环境；她们发现，参与者的性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奇怪的是，情况看上去好像是这样，表现出社会性别特征的是谈话（talk），而不是谈话的人；也就是说，所有参与者（男性和女性）都在使用一种风格，这一风格与妇女的活动有着象征性的联系。谈话者参与的言谈类型使这些人介入到这样的交往风格中；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这些风格都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把这些刻板印象奉为神圣的就是这一观念：男性和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交往风格）。

社会性别作为差异被再现，而社会性别的范畴又常常被看作是两极化、静态和固定不变的。有时这些范畴被确立为仿佛是互补的一对，或者是天然的对立。像坦嫩《你就是不理解》这类著作并不会威胁这种根深蒂固的、把社会性别范畴两极化的信念。这些书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社会性别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质疑社会性别本身的问题。把差异作为当务之急来考虑，其结果是强化了那些定型观念，支持了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性别的本质主义。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有效地瓦解了女性主义的解放目标。那些通俗作家可以、而且已经是轻而易举地利用了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用来支持流行新书中有关男女的描述，作家在其中所用的都是非常传统的性别二分法（如美国最佳畅销书，约翰·格雷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在本书后面几章中，我们与各种二元对立的情形相遇，诸如信息性对交流性、公共对私人、陈述报告对表达友善等。我已经指出，这种简便的分类法，它的效用是有局限的。在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中，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变成另一简单的二元对立。但是，正如卡麦伦所恰当地指出的：“社会性别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男人做这个，女人做那个’，这不仅是过分简单和僵化的社会性别界定，而且它完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即‘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又是从哪里来的。”（1995a：42）对于当代语言与社会性别的研究者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想象和表达社会性别，同时又不把它变成两极化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