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差异：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两种文化”的解释呈现了有关男性和女性不同身份的静态观念，这些身份在童年时确定下来后便永不变化。这里潜在的假设是我们会将社会期待内化（即把社会期待融入我们对自我的感觉里）。但是，在英美传统的研究著作中——“差异和主控”框架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却没有一部著作真正去解释语言、个人身份和社会语境是如何互相作用，或者这种相互作用是如何使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得以延续的。人们假设语言和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作用的（只有那些最早的实践者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趋向于认为，他们所研究的语言模式仅仅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然而，人们只是假设而没有论证个人、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社会条件对人们的头脑产生内在影响，这些影响过程从来没有进入研究领域。

然而，有另外一些理论视角具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即语言怎样成为个人和社会结构的联系，而不是仅仅假设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这就是后结构主义的研究途径，它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个人状况如何？”运用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把语言看作由文化生产社会性别身份的场所（参见威登，1997），人们的身份是语言的效果（effect）。男人和女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语言把我们置于不同的位置（positions）。从这个观点来看，主体性，也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感觉，它是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社会性别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在自己履行的话语实践中占据了这些位置，如此，我们作为个人的身份逐渐被建构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自我感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过程，一种“话语效果”，它因此也是可变的。这标志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它脱离那种常识性的分类，防止我们被显而易见的现象（即人有男和女，男女不一样！）所蒙蔽。

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从其他学科而不是语言学和社会学学科涌现出对语言的强烈关注。近来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地理学家，人人都醉心于研究语言。作为标志，后结构主义范围甚广，包括在研究中体现出这一理论立场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这一术语适用于一系列理论立场。在语言学界，有关语言如何成为个人与社会结构的联接，近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其受到福柯著作的影响（见第8章）。福柯的方法富于启示性，其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展示出知识和身份是社会建构之物，而不是本质的、不变的事实或者实体。作为替代，可以这样来看待语言，把它看作形成我们的社会现实的东西。既然语言就是社会现实的构成之物，它因此也建构了人们对自己是女性或男性、即我们的社会性别身份的自我感觉。

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而进行的对话语和社会性别身份的研究，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心理学有截然不同的分支，这里有社会建构主义者（如克劳福德，1995）和受福柯影响的心理学家（如威尔金森和基津格，1995）。本书第三部分将介绍批判话语分析者论话语和社会性别身份的一些研究，这些作者都是有着语言学背景的语言分析学者。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语言学中，这个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不再运用“男人做这个，女人做那个”的二分法，那种二分法正是英美传统里差异—主控框架下的研究所表现出的特征。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研究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分法不被表现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出发点。而且，女人和男人的社会身份和相互关系也不被认为是相同无异的，这些被认为是在不同的话语实践中建构出来的。我们正在考察这些话语实践如何塑造了男人和女人。

在第二部分的结束语中，我要谈谈对女性主义语言学的看法。如果语言学要继续成为女性主义的，它必须坚持考虑女性主义的解放目标。在1980年代，差异—主控类型的研究的确激发了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平等机会的首创性行动。但是，近年来它似乎已经失去了解放的目标。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被话语建构的，在其话语建构的行动中，男人和女人形成各自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替代。如果社会化的性别身份是在行动中形成的，那就决不会一成不变，它们必定是不断变化的。把注意力转向这个过程，关注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有着潜在的解放意义。而坚持“男人做这个，女人做那个”则不再有这种潜能。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目前的挑战就是如何想象和表达社会性别这个概念，避免使之两极化。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呈现近年来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展开的一些研究，以供选择；这些研究所考察的不是社会性别差异，而是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因此，在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中，我们将要讨论的方法基于这一假设：主体性是在话语中形成的。在话语中，个人被置之于社会主体的位置，并通过具体的方式确立其社会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