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男性气质
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女性气质必须通过行动来获得。成为女性绝非仅仅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于思考男性气质。实际上，男性气质是有其虚弱或脆弱性的。男孩们要成为所谓男子汉，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他们需要疏远自己的母亲，要抑制早期与养育他们的父母的亲密联系。这一现象至少在南西·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著作中得到探讨，她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对象—关系理论（乔多罗，1978）。从她的观点来看，男孩必须把他们自己作为男性的身份与母亲的身份区别开来，这导致焦虑的产生和强制性的男性行为表现。男孩必须不断地证明他们的男性气质，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有神经病；但我们还需要记住这一事实：拥有男性气质也使男孩和男人大有收获。男孩们很快了解到，男性气质是受到高度评价的气质，是值得追求的。通过表演男性气质，男人可以获得尊敬、声望和发号施令的权利，可以享有“父权制的红利”（康奈尔，1995：81）。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身份都是话语实践的结果。男性气质不是个人特征或属性；它是在体制内形成、随着历史而建构的。像女性气质一样，它通过话语产生，男性气质的话语表达延伸到各种体制。如同我们思考女性气质一样，也可以把男性气质看作各种概念、论题和形象的集大成者，看作种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集成。但男性气质究竟是什么？它看上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却没有简单的答案。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是其主导形式，这种主导形式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传统上主导的男性气质形式有教堂的祝福、国家的支持，最终拥有了常识的所有力量和不言而喻的性质。霸权并不是靠暴力——尽管它也助纣为虐——而是靠赞同取得的。澳大利亚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解释说：“一群男人要靠枪弹或通过解雇的威胁来赢得对另一群男人的支配统治，这并不是霸权。支配性的优势植根于宗教教义和实践、大众传媒内容、工资结构、房屋设计、福利/税收政策等等；由此产生的支配统治，这才是霸权。”（1987：184）我们需要检验的是，相对于从属性的男性气质，相对于妇女，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是如何持续存在的？
在父权制家庭中，女人和子女从属于男人；男人的统治地位在父权制中被体制化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级中的传统家庭，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妻子承担所有的家务事，为男人服务（换句话说，妻子照顾丈夫的身体，保证他们吃饱穿暖）。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男人支配女人，在工作场所也一样，不同阶级和种族中同样存在性别上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是一个结构性事实，这一事实是可以通过数据来证实的。有关劳动市场、收入与财产、政府部门和其他权力场所、家庭暴力、犯罪等方面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事实（有些事实和数据，可见康奈尔1987年著作的第1章）。
在工业化的社会，霸权性的男性气质伴有这样一些关键概念、实践与关系：理性、异性恋、等级制、控制、暴力和“挣钱养家”者。男人给自己以特权地位：他们是理性的。女性长期被排除在科学和行政机构的理性、控制性话语之外，而这些话语至今仍与特定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紧密相连。男人“挣钱养家”，这在广大的话语范围中一直根深蒂固，它被看作是男性气质的本分。工作是成为“真正男子汉”的一部分。一篇研究男性杂志《竞技场》（Arena）的文章指出，男人是根据职业来定义的。有关名人的特写里，名人常被描述成执著于事业者，他们废寝忘食地加班工作，这被看作正常现象。在一篇关于工作压力的文章中，作者将读者称为工作狂。“尽管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质疑超时工作，但那些丰富的词汇表达（如成就卓绝者、努力工作的拼命三郎、逃避工作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疲于奔命者）反而强化并使超时工作的处境自然化了。”（泰特勒，1991：33）但是，“挣工资的男人”，这实际是霸权性的男性气质在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表现出来的方面，它显示了男女的社会性别身份是如何与历史和经济结构相纠缠的。“挣工资的男人”，这种男性身份源于工业化过程，产生于把“工作场所”和“家庭”相分离的环境，这一切强迫性地把妇女排除在外，使她们无法得到有薪酬的工作。
设定男性气质的另一重要实践是暴力。从学校的体育活动到国防军事体制及民警部队，男性暴力跨越体制，在各种程度上被合法化。军队和警察获准使用暴力，他们提供的“保护”被认为是有男子气概的。［然而，有趣的是，根据麦克尔希尼对美国匹兹堡地区警察工作的调查（1995），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警察队伍，这种看法也可能会改变。我在下一节中会再谈及这一调查。］在遭到警察和军队暴力侵犯的人中，大多数受害者当然是男人。康奈尔指出了两种暴力形式，一种用以维持对妇女的统治：胁迫妇女，从当街性骚扰到谋杀都包括在内；另一种用以维持男人中的界限：从“殴打同性恋”、打群架到大规模的国际战事都属此例（康奈尔，1995：83）。
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有赖于从属性的男性气质。自19世纪末以来，同性恋已经成为主要的从属性男性气质，其他的从属形式被强加给身在社会等级制底层的男人。在下一节中，我将介绍社会语言学家对弗吉尼亚一所大学等级森严的男生联谊会的研究（基斯林，1997）。那里也有对立的男性气质形式。康奈尔找出了一种对立的“抗议性的男性气质”（‘protest masculinity’）。下面这段话出自她所研究的案例之一，她的描述概括了这种男性气质身份的特征：“暴力、反抗学校、违法乱纪，严重的磕药/酗酒，喜欢手工劳动，喜欢开摩托或汽车，与异性短暂不定的性关系。在这些表现中也有狂热和故意引人注目的性质”（1995：110）。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还会说明另一种男性气质身份的展示，这是在年轻的工人阶级男人中培养出来的男性气质，其典型表现是在团伙帮派里［普贾拉的研究（1997a）把它看作是“简单化的男性气质”］。普贾拉和康奈尔都描述了这种被年轻男人采纳的男性气质形式，这些男人没有好的职业前景，困于艰苦工作和紧张住房，被这样的处境边缘化。他们的男性气质也是被边缘化的男性气质，是在贫穷处境中对霸权性男性气质要素做出的改造。这是由于自己被剥夺而形成的身份。
霸权性的男性气质体现了文化的理想，男性优势的文化表达在媒体中十分流行；如尚格云顿（Jean-Claude van Damme）在《布鲁塞尔的健美先生》（the Muscles from Brussels）中扮演的幻想人物，或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表演的角色（“我还要回来的”）；这些幻想人物都是超越日常生活的、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榜样。其实，真正的社会权力不存在于巨型肌肉，并非要通过炫耀勇气或惊人绝技来表现。权力存在于别处，它在跨国公司总裁、军队首领、参议员或国会议员那里。然而，媒体的表现总是支持男性权力的。正如康奈尔所指出：
在公共领域表现出来的霸权性的男性气质，并非必定是那些有权男人怎么做，而是维持了他们的权力、激发了大量男人去支持它的那些东西。很多男人齐心合力地维护那些形象，但真正像保格特和史泰龙那样的男人是很少的。（1987：185）
这些幻想形象似乎有助于男人采纳霸权性的男性气质，对它的某些方面加以改造。这些形象给所有男人一些资本、一些权限来获得父权制的红利。
近些年出版了许多论男性气质的著作，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大众心理学书籍也数不胜数，有些更是一纸风行。这里最有名的一本也许是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的《铁人约翰》（Iron John），它试图在荣格于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所找到的原型来看其与现代男人的关联；作者把那些原型从过去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完全不考虑具体的文化起源（布莱，1990）。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大量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几乎都不关注语言。迄今为止，只有约翰逊和米恩霍夫合编的文集是专论语言和男性气质之间关系的（约翰逊和米恩霍夫，1997）。在这部文集中，并非所有文章都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但它们与这个框架并不矛盾。我在本章所提到的一些研究就出自这个文集，如斯科特·基斯林（Scott Kiesling）对美国一所大学男生联谊会选举会议的研究、德博拉·卡梅伦有关美国学生闲话“变态同性恋”的讨论、琼·普贾拉（Joan Pujolar）对加泰罗尼亚男人街头日常言论的调查，还有我自己的研究；我所研究的是英国报章对性骚扰罪判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