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会性别身份
个别的人在作为社会性主体时，被置于了一系列各种不同的位置。这些位置就是大家熟知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它们是通过话语建立起来的。个人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话语之中，她成为一个人，这是受各种不同话语影响、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她进入社会生活之初，她就被置于各种体制和社会结构中，这些结构给予她特定的社会角色。因此，我们可以将任何个人都看作由不同话语所赋予的主体位置的集合体。社会主体在制度和社会架构之内活动，并接受种种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是话语产生的效果而非话语的生产者。例如，一个人只有进入医学话语才可能成为医生。她作为医生的主体位置是医学话语的效果。她不是医学话语的作者，她并没有发明这个话语。
人们在不同话语中进入不同的主体位置。在人的一生中，这些位置也会变化，甚至在某一天之内也有变化发生。让我们想想某个女性所经历的紧张生活吧：她有全职工作，同时还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日常起居。作为有着具体社会性别的人，她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去做什么？这显然不是恒常不变的。个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固定不变和“单一的”，它多变且有着潜在的矛盾。回忆一下你自己经历的改变吧：也许你正在经历从中学升入大学的转变，或正在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又或者是工作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成为年长的学生；或许你已经从照顾家庭和兼职工作中脱离出来，成为全脱产的在校生。我们全都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着转变，我们在不同的社区或文化中承担不同的社会性别身份。当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假设和目标在我们内心碰撞并塑造我们时，紧张状况就此产生。
这些矛盾构成我们具体的社会性别身份的一部分，我们都充满矛盾的欲望和目标。妇女作为劳动者，从这一身份产生对女人的很多要求，请想想紧密围绕它的矛盾吧。人们所看到的、人们自以为真实或正确的情形，其实并非总与事实相符。许多妇女对她们的角色有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她们是家务劳动者（老人大小便失禁，要及时清洁，出门要抱孩子），这是她们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另一方面，她们也是工薪劳动者，这是她们有能力胜任的。作为家庭中的社会主体，如妻子、母亲、女儿等，人们期待女人去做一切维护家庭运作的事情，无论操持家务可能会多么辛苦和不愉快。但是，一旦进入职业市场，辛苦与不快又被用作排除妇女的理由，排斥她们做所谓传统上由男人做的工作，这又是基于对女性气质的考虑。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女人的头脑里。它呈现的是家庭与经济世界真实关系的结果。妇女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是两种主体位置的矛盾；或者她们意识到了，但却觉得无力去改变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条件。
人们是作为社会主体开始其生存的，人的身份看似不证自明。这种不证自明性使我们产生了自我由自己决定的幻觉，似乎我们可以凭个人努力来改变自己的遭遇。法国的话语分析者米歇尔·佩切克斯（Michel Pecheux）把这种幻觉称为“孟乔森效应”（Munchausen effect）（因孟乔森男爵的惊人技艺而得名，他在跃过壕沟时拉着自己的辫子使自己保持不坠）。这种幻觉使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过程，不承认我们是由几乎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因素而建构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在话语中被定义和解释（如被定义为病人、学生、父亲……），我们既被其他话语谈论或书写，我们本身也是谈论者、聆听者、作者和读者。我们都是“受到抑制的认知者”和被拘束的行为人。我们认为自己是掌握了语言、能够独立思考、自主决定的个人，这种自我感觉是在话语中形成的。
然而，尽管自我决定是一种幻觉，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我构成是被动的。人不仅仅受各种影响，而且也主动地构建自我。人们同样积极地从事着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尤其是每个人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建构。人们表演（perform）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如果我们把社会性别看成是一种表演，这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错误的印象，即以为人们像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一样，是被动地由话语来装配的。
身份建构也许远非是被动的，以下对美国电视里小组讨论节目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布霍尔特兹，1996）。该研究着眼于参与讨论的两位非洲裔美国妇女的语言模式。这个小组讨论节目在美国1992年的国内动乱之后很快播出，属于对这个事件的直接回应（这次骚乱的起因是：四位洛杉矶警官被控野蛮殴打非洲裔美国人罗德尼·金，但陪审团却宣告他们无罪）。玛丽·布霍尔特兹（Mary Bucholtz）指出：小组讨论这一节目类型本身结合了访问和谈话两种文类。但两种文类的惯例之间存在着张力。主持人（LF）把这种惯例强加给接受访问者，而两位女士挑战了这个访问式的惯例（见第6章）。她们颠覆了制度赋予主持人的权威，坚持在节目中加入更平等的、对话性的交谈（见第5章）。她们采用了很多方法来这么做，包括打破一问一答的单向访问程序。
以下的简短摘录表现出其中一位女士（EH）是怎样开始打断访问的。请注意，她开始时也遵守谈话规则，这一规则到那时为止一直运作如常。她首先征求主持人的同意，然后她承认（也许是指出）在当前的程序中她并没有发问的权利：
EH：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LF： 
可以」 嗯？
EH：我们非得这么枯燥吗「在这儿？
LF： 
不」（.）请吧
EH：我们可以谈一谈-=
LF： =直说=
EH：=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说实话吗？=
LF： =当然啊哈=
EH：=我有点紧张那好吧谢（笑）谢（笑）你
（摘自布霍尔特兹，1996：276-277）
布霍尔特兹指出：打破单向的一问一答的程式，引起大量简短回应等，这些都是非正式交谈的特点；通过这种做法，这些妇女重新结构了讨论框架，使其成为对于非洲裔美国妇女更相宜的讨论程式。她提到那些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这些理论家指出，存在着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的认识方式（胡克斯，1984；科林斯，1990）；在这样的认识方式中，知识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获取的，而节目主持人采用的方法则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在正式的场合如电视讨论节目中，惯常使用的语言是标准的美国英语，但这两位女士也用了一些非裔美国人的方言来代替这种标准话。她们有时采用非裔美国人所说英语中有不同特点的语音，例如省略辅音字母（这样just的音发成了jus’），她们话里也有明显属于非裔美国人方言的词汇，如以brother和cool out分别表示black man（黑人）和withdraw（撤）（布霍尔特兹，1996：279）。
通过这些方法和其他策略，这些妇女赢得了她们自己的文化空间。在布霍尔特兹看来，“这些策略使得讲话者在交往中可以颠覆那些强加给她们的位置。话语的制度性规范给她们指派了特定角色，但她们为自己建构了不符合这些角色的社会身份和结盟模式”（1996：278）。这两位妇女的行动是有政治意义的（当然，她们成功地造成的改变只是在一时一地产生的暂时性效果）。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强调了自己作为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社会身份，她们公开展示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最近，由维多利亚·伯格维尔（Victoria Bergvall，1996）完成的教育话语研究就明确地以“表演社会性别”的观念为基础。她考察了工程专业学生的口头交谈，从这里来看如何建构和表现社会性别身份；她尤其关注的是课堂和小组讨论中的话语。工程学传统上一向是男性气质领域，尽管现在也有妇女进入该专业成为工程师，但它依然是一个非常男性中心的领域，不论在教育界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如此。社会性别身份的传统观念在这里依然盛行，在伯格维尔看来，这对学习工程学的女生造成严重障碍。她们陷入各种她们必须回应的而又相互矛盾的要求中。一方面，这里有社会要求：如果她们想融入异性恋的社会和性关系，她们的言行举止就要有那种刻板定型的“女性气质”（换句话说，男人只约会“合适”的女性）；另一方面，如果她们想在学习中获得成功，她们必须表达自我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又很有可能使她们置身于与同学竞争的处境。竞争要求人们表现得非常自信、富于竞争性，这种行为通常都被看作是“男性化”的。所以，工程学女生既要在男同学面前表现得“有女性气质”，在谈话中显出支持、合作、迟疑的样子，以符合男生的期待；同时，她们又要表现出有足够的自信和竞争力。也就是说，她们要尽量做到两全其美。
伯格维尔认为，那种固定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类，完全无助于说明工程学女生的谈话模式，这些谈话模式显示出她们努力去回应这些相互冲突的社会性别刻板角色，既要表现得断然自信，又要显示出乐于协作。在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差异”框架，如果用这个框架来解释，这些女生就是反常的。只有把社会性别看作表演，我们才可以解释由女性表现出来的这些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行为。这个表演模式的重点并不是在“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角色期待两极化、绝对化，而是聚焦于具体的社会情境，看其中流动不定的社会性别角色表现”（伯格维尔，1996：175）。这些工程学女生看来正在为自己创造新的社会性别身份，以此缓解角色冲突产生的压力；她们如此行动，而自己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