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媒　体

从一开始，媒体就清楚地表达了对干预语言的抵制。那些媒体上的批评家们都极其热衷于嘲笑改革语言的提议，而新闻业者也喜滋滋地抓住所谓它的矫枉过正大肆攻击，完全不管这些情况的起因、范围或者影响。例如，当一家地区超市的职员给市场内的“姜饼男人”（Gingerbread men）饼干重新贴上“姜饼人”（Gingerbread persons）标签时，英国新闻界便乘机大做文章。编辑让这则“新闻”冠之以一语双关的标题，如：“姜饼人吃饼干”——《星期电讯》（Weekly Telegraph），如果什么牌子的饼干“吃饼干”，这就成了荒谬之极的笑柄。

新闻机构内也有斗争。前面提及的全国记者联合会的“平等报道文体指南”，它是该联合会内极少数成员制定的，而其他成员对此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抵制。记者丹尼斯·瑟尔（Denise Searle）指出，这些指南效果有限，其主要原因是联合会的领导害怕被人们视为言论审查者（1988：25）。实施非性别歧视指南的运动，或者哪怕是清除裸体贴画的运动，都会被攻击为威胁新闻自由。即使是强制性地要求执行平等报道的行动守则，这也是在小单位（地方机构）的水平上，而且还常常遭到忽视。在实践中，很难真正援用行为守则，因为如果要干预报道的话，任职于某家报社的联合会分会成员就等于是自己跟本报报社主编作对。瑟尔举出了一个例子，一位在《星报》（Star）工作的全国记者联合会成员抱怨说，《星报》已堕落成“色情小报”；但他依然没有去干预，因为报纸内容是主编的事（1988：25）。有趣的是，在广告商施加压力之后，这家报纸被“清理门户”。在失去广告收入的威胁下，这张报纸的业主《新闻速递》集团被迫撤换了主编。

已经建立了适当的投诉程序，还有全国记者联合会的伦理委员会为提供的渠道，这些都可供大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新闻界对一些人群做出歪曲的表现，例如在表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方面有不当行为时，通过投诉来处理，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对性别歧视的投诉却很少得到处理，成功的机会就更少。瑟尔引用了一个例子，这是对《星期天快报》（Sunday Express）的投诉，批评该报对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妇女莎莉·赖德博士的报道，瑟尔对此做出如下描述：

这则报道冠之以标题：《进入空间轨道：不带口红》（‘In orbit-with no lipstick’），它更关注赖德在太空是否带着口红或者香水，而不是她作为科学家的成就。直到文中最后四段，作者才提到赖德的资格和角色；可是，对与赖德同行的其他男性宇航员，报道早就明确描述了他们的专业特征和作用。此外，报道所引述的赖德，这位女天体物理学家的话是：太空飞行像在迪斯尼坐过山车……文章把妇女形象表现得琐碎无知，再予以浪漫化，这就会导致性别歧视。（1988：256-7）

报社不接受这个投诉，认为文中观点无足轻重。瑟尔指出，更值得乐观的事情是，很多妇女出现在“新闻编辑室或坐在编辑桌前，打乱了‘唯有男性’这个真空的秩序”，这是造成改变的强大力量，因为男同事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新闻界，这也许最终会改变男人的看法，使他们不再把反对性别歧视的行动指南视为“言论审查的形式”（1988：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