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市场压力和社会关系网络

这类研究基于不同的假设，即对人们在讲话中运用标准语或方言形式设定了不同的理由。它从这一前提开始：长期坚持使用方言的情况在这样的人群中最普遍，这些人是最彻底融入了本地社会网络的人。这类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它问的不是为什么妇女的语言比男人更接近标准语，而是何种条件支持人们采用本地方言变体？北爱尔兰的社会语言学家莱斯利·米尔罗伊（Lesley milroy）如此说道：“我们要做的不是把方言置于底层，把有权威声望的标准语置于顶层，因而建立起社会语言学上的连续统一性；随着个人语言变动的向上发展趋向，我们可以把方言土语视为积极正面的力量。”（1980：19）

在这些研究中，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群被看作具有群体成员资格：无论调查对象生活在关系密切还是疏离的社区，他们的工作模式和休闲关系是一样的。人们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不同的谈话社区，他们的谈吐受到这些社区交流模式的影响，而这些社区无疑是有极大变化的。在某些社区中，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而男人们拥有更广阔的社会联系。在另一些社区中，却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形：妇女拥有更广阔的社会联系，男人的联系却受到更多限制。

一些研究者采用了市场压力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们采用标准或方言形式的关键因素。这种观点把工作模式和工作关系看作决定因素，从而避免了对先在的阶级结构的依赖，而前面所介绍的社会分层研究就是以分析阶级结构为特征的。例如，在帕特里夏·尼科尔斯（Patricia Nichol）对卡罗来纳一个黑人社区的研究中，她注意到就业中的性别差异，并认为这可以用来说明在采用克里奥方言上的变化差异（尼科尔斯，1983）。尼科尔斯发现，许多妇女在社区之外找到工作，这使她们脱离自己原有的社区；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工作要求或者强迫她们使用更标准的、少带本地口音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男人往往留在本地工作，他们做的工作也不要求说标准英语。

另一些研究者集中注意于社会关系网的影响，他们也采纳了类似的看法。正如对市场压力的说明一样，在社会关系网的意义上考察语言变化，也提供了不同于社会分层观的另类思路（社会分层的观念认为，选择使用标准语或方言形式，这基于对巩固社会地位的考虑）。从社会关系网的观点来看，语言选择不取决于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社区纽带的紧密性。换言之，你以这种方式说话不是因为你想巴结权贵，而是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因为你需要属于你自己的群体那种归宿感，这样做是为了适应你周围的人们。

与社会分层解释所不同的这两种选择，即市场压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它们都与社区纽带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受到市场压力的强烈影响。社会关系网研究中最著名的一个研究是由莱斯利·米尔罗伊（1980）在阿尔斯特进行的。她在贝尔法斯特的三个地区（克洛纳德、哈马尔和巴利卡马列特）展开了研究，这里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就业方式，相应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巴利卡马列特是这三个地区中最为传统的，该地区的男人仍在本地造船厂、在人际关系密切的团体中工作。但巴利卡马列特妇女的社会关系网却远没有那么密集，很多妇女日常接触的都是她们自己语言群体之外的人。在这个地区，米尔罗伊找到了她所期待的模式：男人比女人更多地采用本地方言形式。

然而，另外两个地区的情况则相当不同。与米尔罗伊所期待的形式有着最显著差异的是克洛纳德地区青年妇女的用语，在这个地区男人的失业率很高。在克洛纳德，年轻妇女的社会关系网比当地的年轻男人更密集，她们也比男人更多地使用一些方言形式。在研究贝尔法斯特地区时，研究者所期待的形式原本是，妇女往往讲标准语，男人则比女人少用标准语，更多地使用方言；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仅见于那样的男人，他们在本地就业，置身于传统的、关系紧密的群体；而妇女就业的情形则相当分散，很多人不在本地工作。其他的研究，如苏珊·盖尔（Susan Gal）在奥地利的研究（1979）和贝思·托马斯（Beth Thomas）在南威尔士的研究（1998）也都支持了这一解释。但是，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市场压力，男女用语差异还牵涉到其他因素。维弗·爱德华兹（Viv Edwards）在中西部地区的达德利对黑人妇女的研究表明：对社区的认同感可以超越经济因素（爱德华兹，1988）。

这样的研究避免了社会分层研究中“巴结权贵”的观点，就如我在上一节里所提到的那样。由于采用不同的实地考察方法，这些研究也避免了社会语言学访谈所产生的问题。但是，该研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的定义却陷入同样的男性偏见（详细讨论见卡梅伦与科茨合编的著作，1988）。在本章中，我集中分析的是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的早期模式，还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主要讨论的是对英语的研究。但其他语言也得到了研究，在社会语言学中，对语言变异的研究持续发展着（具体例子见“扩展阅读”）。由于研究所涵盖的社会语境相当广泛，其结果当然不同，这也就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