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主控与差异
在开始讨论时，我需要重新回顾语言和社会性别早期的关注是什么，以及这些关注如何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研究？尽管这样做有失简单化，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找出三个分析框架，这三个框架分别是：“缺陷”、“主控”和“差异”。在本书第3章，我探讨了“缺陷”和“主控”框架对早期展开的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影响。在全书的第二部分，最明显的是在集中讨论谈话研究的那一章（第5章），我呈现了“主控”和“差异”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
根据缺陷框架，作为语言的运用者，女人是处于劣势的。她们把自己表现得犹豫不定、缺乏威信。提出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著作（在那个意义上，也是关键性著作）就是罗宾·莱克芙的《语言与妇女的位置》（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我在本书第3章曾论及这一著作。这本书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女人的语言是劣等的、有缺陷的。而男人所用的语言则意味着规范，这是女人与之不般配的规范。这本早期的书在妇女有缺陷的意义上阐述了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性别差异，说明了女人的语言如何偏离了明确无疑的男性规范。自20世纪7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以来，在确立自信的训练中，人们一直普遍地采用这个缺陷模式（克劳福德，1995）。
在主控框架中，语言模式被解释为父权的社会秩序的体现。因此，男人和女人在使用语言时的不对称性就被解释为男性特权的表现；例如，打断别人谈话被认为是“在面对面交谈中‘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韦斯特和齐默曼，1983：111）。坚定地采用主控框架、以此展开研究的著作，最出名的是戴尔·斯彭德的《男人创造语言》，我在第3章中批判性地讨论了这本书。我在那里指出，作者把男性权力看作是铁板一块的。根据这一观点，似乎所有的男人都处于统治女人的位置，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其他采用主控模式的研究，广为人知的还有帕梅拉·费什曼的著作；其中讨论了谈话中的劳动分工，我们在第5章对此做出了考察。作者研究三对夫妇在家中的谈话，她发现，为了使自己与丈夫的谈话能够进行下去，那些妻子们非常努力；她们极力呼应、支持，以发展男人的话题，诸如此类。费什曼认为，她在这些谈话中所发现的差异是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在日常交往中的表现。正如在工作场所存在着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一样，在私人交谈中，“劳动”分工也是不平等的。
以差异框架来解释语言运用模式，这源于约翰·冈普兹（John Gumperz）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它也与跨文化交往中的误解相关联。我在第5章曾对此做过介绍。根据差异框架，人们在不断成长，故事也随之变化；男人和女人生活在由不同的社会组织构成的不同的亚文化中。孩子们从同龄人、而不是成年人那里习得友好往来的规则，他们在特定社会性别的文化中长大。因此，差异模式依靠“两种文化”的理论来解释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化。相对于主控模式，差异模式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来解释语言使用的模式。先前被认为是男人在交往中试图主控女人的行为，在这里得到新的解释，它被解释为跨文化现象，被看作是男人和女人对交往情形的期待发生错位的结果。于是，差异模式被提了出来，以解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误解。
正如卡梅伦所看到的，从历史上来说，主控和差异这两种模式代表了女性主义的特殊时刻：“主控模式代表女性主义的愤怒阶段，它是证明妇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压迫的阶段；而差异模式则代表女性主义欢呼妇女独特的文化传统、收回和重新评价这一传统的阶段。”（1996：41）以上我所呈现的画面多少有些简单化，这是关于缺陷、主控和差异这三种框架的一个简化描绘。在付诸实践时，这三种框架间也有很多重叠交叉；在时间发展上，也并非如我所提示的那样直接明确。目前仍然有些研究是在主控的框架下进行的，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维多利亚·德弗朗西斯科（Victoria DeFrancisco）最近对谈话中劳动分工的研究，我们在第5章已经有过考察。可以将差异和主控的研究模式结合起来使用，这样，两者可以互为补充：一方面，男人和女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进入男性与女性的亚文化；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是父权制的，这种社会关系以不同方式影响男人和女人，并有利于男人。
“差异和主控”模式为社会科学、特别是为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中对语言和社会性别的分析提供了早期模式（例如，参见索恩与亨利1975年的论文集《语言和性：差异与主控》）。直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这一模式被使用。如第6章中我考察过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的民意调查，它就是以此框架作为研究基础的。在访谈中，被访问的男性很“难相处”，因为他们不喜欢被置于与女性访谈者相互交流的处境（他们试图采取主动，努力削弱采访者的位置，如此等等）。相比之下，女性的受访者则非常合作。为了说明这些结果，运用主控和差异这两种框架都是有必要的。
然而，在学术界以及更宽广的文化范围中，得到流行的则是“差异”模式。为什么这一模式被证明在学术界的语言研究学者中备受青睐，原因不难理解：它与社会语言学讨论语言多样性的其他研究是一致的。差异框架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是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过她关于男女谈话风格的研究。无论是在普及性的读物还是为更具学术性的读者所写的著作中，坦嫩都非常谨慎地保持中立立场。她避免进行价值判断，并坚持认为，她所描述的男女不同的谈话风格，这些都是同等有道理的。同样，在描述语言的多样性，例如描述社会和地区性的方言时，社会语言学家也不作价值判断；从社会语言学家的观点来看，所有的语言变化都同样是有根据的。在为那些被蔑视的语言的多样性辩护时，辩护者常常采取这个立场（例如，对社会语言学家来说，某些社交方言与权威的“标准”语言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不同而已）。因此可以说，坦嫩的立场与社会语言学中的保持中立和相对主义是一致的。
差异模式也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范围、也就是说在学术界之外的机构畅通无阻。它广受记者和其他为媒体写作的作者、包括广告人的欢迎（见塔尔伯特即将出版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一家电信公司就用了差异模式来激发人们认识电话的社会用途。一些英国电信公司的广告对男女使用电话的情况进行比较，把女人确立为良好的沟通者，她们懂得交流感情的谈话之重要性（对吧，她们应该懂得，不是吗？）。坦嫩的通俗著作都是最佳畅销书，见之于各类读书俱乐部。书商把这些书当作自助性书籍来销售，有关这些书的摘要出现在种种妇女杂志上，从而开拓并刺激了正在萌芽的自助商品市场：销售自助性书籍、教程、管理培训手册以及类似物品。这类自助性书籍中，一个主要部分是讨论“人际关系”的；它们的读者几乎完全是妇女。近来写作这类书籍的辛吉斯教授（Professor Higginses），其著述均为因袭这类模式。作者多是罗列一大堆应该与不应该的行为清单，通常将差异与缺陷两种模式混在一起，甚至把差异贬为缺陷。有的书中还包括一些非常粗疏的、谴责受害者的例子，如以下这段话，它出自题为《妇女的领导艺术：具备管理者的影响力》（Leadership Skills for Women：Achieving Impact as a Manager）一书：“当有人打断你的话，直截了当地继续说，决不要动摇。统计数字表明，允许别人打断自己的话者，女性比男性多50%。不要再给这类数据雪上加霜了。”（引自卡梅伦，1995a：378）
好了，写自助指南这类书籍的作家用自己的研究结果来证明其观点，对此，我们也许并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学术研究者。然而正如卡梅伦所指出的（1996：34），任何人在敏感或有争议的领域里出版著作时，都应该意识到它将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