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交谈：电脑媒介交流

3　网上交谈：电脑媒介交流

本章讨论公共言谈，接下来将集中考察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互联网。在“电脑空间”，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电脑实现的。这一新的电子媒体既被用于工作与娱乐，也被用于专业交流及社交来往。在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CMC）中，其中有些类型具有超公共性（hyperpublic）。一些讨论组和公告板邀请全球各地的人参与，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条电话线，就可以作为一方参与进来。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也带来更多的私人空间。特别是电子邮件通信，它一般是一对一的交流，正如更传统的手写书信类型那样。电子邮件除了显得不太正式之外，在传递信息方面一般来说与信件是一样的。局域讨论组和公告板处于两端之间，它们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是私密性的。

对于电脑媒介交流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参与其中的人具体身份的匿名性质。电子环境不提供有关个人身份的可视听线索。交流渠道是书写语言，而不是说话。它既不提供个人的外貌情况，也不会表明人们的阶级、年龄、性别或者种族（当然，基于发布信息者的名字、电子邮件地址、所使用的语言、书写者的拼写等等，你可以猜想这些，无论对错与否）。这一匿名性得到积极肯定。从一个在线讨论小组25名经常参与的交流者那里，格拉迪斯·韦（Gladys We）收集了这些人对一份问卷的回答，其中表明，电子交流的匿名性实际上得到高度评价（韦，1994）。特别是一些社会偏见的受害者发现，“以电脑为媒介的交流其具体的匿名性具有解放意义，除了闪光的智慧，人们不想让与其通信者了解更多东西”（1994：5）。

南茜·卡普兰（Nancy Kaplan）与伊娃·法雷尔（Eva Farrell）对参与局域论坛的十几岁女孩进行了现场观察研究，她们同样注意到，不必面对你与之“说话”的人，这样有相当多的好处。相对于面对面的交流，电子媒介交流可以提供令人轻松自如的选择，特别是当你“害羞又笨拙”，如法雷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我必须说，由于我害羞也许还有点‘笨拙’，当我同其他一些似乎也可能害羞而笨拙的人在一起时，我感到一种亲密关系……不管怎么说，在网上不会觉得自己像‘呆子’，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卡普兰和法雷尔，1994：11）另一名热衷上网的网民“圣犹大”也这样说，她在澳大利亚电子杂志《反常女孩》（geekgirl）的一次访谈中谈道：“在网上，你能学会无所畏惧，你敢于大胆表现。”（克罗斯，1995：2）

人们早期对电脑空间的期待是，网上“谈话”将与其他公共言谈不同。对美国和英国上网者的各种调查结果表明，女性用户在互联网用户中占了三分之一（见NOP1995）。也有人认为，电脑媒介交流对于中小学生跨性别的交谈所呈现的限制较少，女孩和男孩之间交流的风险较小，这种互动也不太可能在狭隘的小圈子中发生（米歇尔，1992，转引自谢德，1993：5）。有报告指出，在网上课堂讨论中，拉丁美洲女性比在传统的讨论形式中更能坦率直言（贝尔曼、廷狄姆博纳和阿里亚，1993，转引自韦，1994：1）。当匿名的好处积累到相当的程度，就涌现出很多机会。下面的描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例：

1992年洛杉矶骚乱期间，一开始，一个电子信息交流论坛发泄了对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不满，这个论坛的参与者全部是白人；但到后来，它变成一场募捐运动，并使论坛里所有的供稿者得以提高觉悟。激发这一变化者是一位年轻的黑人女性，她来自洛杉矶中南部，在论坛匿名性的保护下（假名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她就种族关系和失业问题同白人展开激烈论争；如果不是因为匿名，她决不会有勇气或机会与白人交谈、和白人一起工作。（华莱士，1992，转引自默里，1995：66）

电脑空间还因其没有等级制、没有性别区分而受到热情赞扬；在这个没有性别区分的领域，女性能够在与男性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其中。电脑媒介交流也构成英国公开大学提供远程教学的便捷条件，公开大学的教职工在1986年就开展了实验，其前景喜人（格拉多尔和斯旺，1989：175～178）。实验者尝试了电脑会议讨论，从结果来看，电脑会议讨论有助于鼓励年资不深的教职工积极参与；而且，妇女参与的情况与男性大致相等。然而，在为学生举办电脑会议讨论时，因为各种原因，这一性别均衡比未能保持下来。这次会议是为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举办的，该专业的男生数量远远超过女生。教工和学生分别采用不同的用户名进行交流，这一作法可能约束了学生的参与。此外，公开大学的学生是在家里学习，同学们没有使用设备的特许权限或者缺乏教工所有的关于“怎样使用”的技术知识。没有技术支撑，要达到熟练使用电脑的水平，这是非常耗时的。女生的参与程度很低，即使把她们人数不多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参与程度仍属偏低；这些女生在家里能够用于克服技术困难的时间可能少于她们的男同学。

世界新闻网络系统（Usenet）是电子网络中最大的公共空间，绝大多数在线社交活动是发生在娱乐性新闻讨论组里。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网上一定会有满足你兴趣的讨论组（例如，你也许急不可耐地想与迷恋《巴比伦5号》的人聊天；又或者，你想与爱好培育沙鼠的行家交流技巧……）。然而，正如格拉迪斯·韦在1994年的调查中所观察的那样，总的来说，在娱乐性新闻讨论组中，女性的参与度是非常低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她想弄清楚的是，这个问题是否在于女性的兴趣没有得到迎合。于是，她研究了三个新闻组，这些新闻组都是专为研究妇女问题和女性主义而设立的；它们分别为alt.feminism、soc.women和soc.feminism。其中的第三个新闻组是有主持人的；换句话说，在文章被贴出来之前，有一位“版主”审稿。格拉迪斯·韦在特定的时间内计算了每一小组（明显地）来自女性和男性的发帖数量，她预料在其中会发现女性占大多数。然而，这种参与式计算的结果却揭示出，在没有版主的两个小组中，男性仍然占绝对优势。惟有在有版主的新闻组里，“在审查制度的检控下”，投稿的女性才略微多于男性（韦，1994：2）。她的调查数字见表格6.2。

为什么女性的参与程度如此低？这个问题有几个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计算机的女性较少；在计算机学科领域工作的女性数目也很低。确实投身到计算机行业里的女性则面临着已然确立的业界文化，她们必须在这个全然男性化的文化中竞争：“在工作场所、技术性会议以及计算机交易会上，这种男性气质的‘更衣室环境’可以在职业上贬低她们的身份。”（谢德，1993：2）计算机似乎是为男性而存在的。即便还在学龄前，男孩也把计算机视为他们的领域。计算机是稀有资源，当男孩子与女孩子竞争，或自己彼此竞争时，他们就已经在准备运用敌意和进攻手段夺取装备（斯彭德，1995）。父母好像也认为计算机属于男孩，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在英国，男孩获得专门为他们买的计算机的可能性是女孩的六倍（科尔等，1994：78）。浏览一下商店堆放电脑游戏程序的货架，这就足够让你确信，游戏软件主要的目标市场是（各种年龄的）男孩。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女性何以在电脑空间的能见度不高，这一因素与男人在“他们”的领地的行为方式有关。女性——至少是使用女性名字的人，吸引了众多的注意力，她们有可能经历河安·特鲁恩（Hoai-an Truong）所说的感觉，特鲁恩将其称之为“自金矿被突然发现以来到达西部的第一个女性的感觉”（转引自韦，1994：7）。不错，处于关注的中心的确非常惬意；但是，这的确还取决于你得到的关注是何种性质，它有时也可能是非常讨厌的经历。妇女在全世界都是易受攻击的，在电脑空间，妇女同样会遭受敌意。电子的公共空间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性骚扰在这里也同样发生（斯彭德，1995：202-212）。虽然仅以电脑为媒介的接触不会伤及皮肉，但它已经成为性恐吓、恶意邮件甚至潜伏跟踪的又一渠道。在《公司》（Company）杂志最近一篇文章中，记者、摄影师萨拉·埃德林顿（Sara Edlington）描述了她的经历，她长时期地受到来自电子邮件的辱骂。这是她所收到的性威胁邮件中一个令人作呕的例子：

我喜欢尖叫的女人，我打赌你的叫声很响；我就喜欢伤害不向男人低头的女人。我可以拿一把刀、一把大刀。我可以用这把刀强奸你，而不是用你希望的东西。我要把你砍个血肉横飞，没有哪个男人会多看你一眼；接着狠狠地砸烂你的头，让他们谁也说不出你的脸长得是什么样儿。（埃德林顿，1996：84）

连续几个月，埃德林顿每天都收到这样的邮件。当她对发送者表示抗议时，邮件来得更多。这些暴力威胁邮件对她的健康造成极大伤害。不过，当她开始利用公共论坛发表抗议时，她也同样开始收到支持她的人的邮件，这些邮件对她表示同情、提供安慰，其中很多是来自男性。“但真正令我惊奇的是另一种反馈，”她叙述道：“这是其他曾经被性骚扰用户纠缠过的人给我的回应。我绝不是孤身一人，多达700名网络用户给我写信，这些人说自己有过和我完全一样的经历。”（1996：86）

对于不太采用偏激方式的女性来说，男性在网上的行为方式会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男性往往偏爱对抗性的交流方式。在电脑媒介交流中，这是规范。事实上，没有其他人在场的约束，“激烈”交锋是常见的。激烈就是使用极度对抗的、敌对性的语言，这常常还包括讽刺、冒犯和人身攻击。一旦某人的帖子冒犯了其他用户，这种情形就出现；其他用户继而开始以恶意邮件轰炸冒犯者。“轰炸”，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它一样是激烈的，只是数量更多而已。几乎没有人声称喜欢这种情况。这当然使得新闻组的环境与绝大多数女性不相宜。我们先前遇见的爱好者“圣犹大”是一个例外，她绝不让这里的激烈氛围阻碍自己。正如她所说：“棍子和石块可以让我伤筋断骨，但屏幕上的词语仅仅只在我允许的范围内接近我。”（克罗斯，1995：1）她认为女性不应该让自己受到恐吓，应该通过这个经验来让自己学会战斗风格。“学会战斗！……网上战斗就像新兵的基本训练。假如经历过海军新兵营的这种训练，从前像我那样一个孤独的14岁女孩就能够把生活安排得更好。”（1995：2）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可以这样来应付敌对性语言。“以牙还牙”来反击，这种策略很可能强化而不是减轻网上敌意的程度。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男性看来在新闻组中居大多数，他们往往在新闻组占主导地位。我前面曾提到过一个极端并相当奇怪的例子，即所谓女性主义新闻组（soc.women）。最初，这一点点电子空间是为了讨论与妇女相关的社会问题而建立的。出于惟有这些人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好像已被非女性主义的男人所接管。他们进驻其中，把它变成自己的地盘。从其引入话题的特点来看，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些人确实是男人：

soc.women可以是粗暴之地，对所有那些怯弱的心灵造成威胁，让不喜欢偏激的人厌恶。从表面上看，这里有一系列发起公开讨论的妇女问题，但在小组网页上发帖子的主要是男人，有回应暗示说他们不属于这个组，应该把他们的讨论拿到soc.men去，对这类说法，这些人愤愤不平……soc.women似乎激起了讨论强奸的兴趣，并引发了厌恶女人的评论。（莫里斯，1995）

那些想要继续讨论女性主义问题的人不得不转到其他地方，这就像孩子们的情形，当树上小屋被附近的混混霸占后，这些孩子不得不转移地盘。

在电子空间，女性能见度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她们选择不被看见并保持这种状态。在男女混合的群体中，女性的出现并非总是被人注意。她们也许是“潜伏”其中，即在新闻讨论组中只读帖而不发帖（这毕竟是推荐给新加入者的做法）。或者，她们会采用没有女性特征的假名参与讨论。选择化名的主要原因未必是要隐瞒一个人的性别。化名或“头衔”的使用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公民乐队电台”（Citizens'Band radio）里的情形一样。一些女人回避因参与男女混合新闻组而产生的问题，她们宁愿订阅只有女性参加的新闻讨论组邮件。在更多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子空间里，诸如感谢和道歉这样的积极性礼貌策略频繁出现，而且交流中很少存在敌意（赫林，1994，1996）。这里是“安全”地区，是广阔网络中的避风港。

我将考察美国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由此结束这一节里对电脑媒介交流的讨论。苏珊·赫林（Susan Herring）和她的同事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认真调查了两个学术讨论小组（赫林，1995；赫林、约翰逊和迪本尼德托，1995），两个小组都被认为是“彬彬有礼的典范”（赫林、约翰逊和迪本尼德托，1995：70）。她们发现，所有的男性都参与较多，而女性参与所获得的回应较少。她们还发现，正如在口头交流中那样，男人运用压抑声音的策略来遏制女性的参与。在两个小组中，她们对妇女供稿与男性大体对等的短暂时期进行了观察。出现稿件大体对等这一情况，其原因是一个女人引入了令其他女人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一开始，男人们运用压抑声音的策略，把女性引入的话题视为微不足道，或使讨论偏离这一话题。接着，当女性坚持讨论时，他们转而采用愤怒和指责的策略，最后终于接管话题，为己所用。

赫林采用三种方式收集讨论组中的参与情况，即人种志观察、话语分析和电子调查。民族志观察（Ethnographic observation）即揭示文化环境方面的情况，例如有关参与者、小组、在这一领域当前讨论的问题等等详细的背景资料。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对讨论中使用的语言模式进行深入研究。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调查（surveys），是询问订阅新闻组邮件的讨论参与者对个别讨论的反应。下面我仅就赫林所考察的一个新闻组，即语言学家（linguist）这个组的细节进行集中讨论。按照网络的标准，这个论坛是相当正式而严肃的。上面刊登的信息比一般的帖子写得更用心，这些帖子也经过了网站管理员的审查。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订阅者是女性（占百分之三十六）。作为讨论的供稿人，女性发邮件给个人比她们在公众论坛发帖更积极。在赫林研究的这段时间内，女性提供了百分之二十的公共信息，总计字数仅为百分之十二。女性张贴的信息往往简短，长度仅为一屏幕，有时连一屏也不满。有些男性张贴的信息非常长；在更具理论性的讨论中，男性发帖的长度往往达到十屏，甚至更多。

下面，我想探讨的是致使女性公共参与激增的一个话题，并考察男人对引入这一话题的反应。它发端于一位女研究生张贴的信息，此信息论及为小战舰牌（Corvette）小汽车所做广告的一条标语，标语曰：“如果你的约会对象是只狗，去找兽医（vet）。”显然，汽车经销商已因这一广告措辞受到报刊批评；但他回应说，这一标语并非性别歧视，因为狗既可以指男人，也可以指女人（当然，狗的特定含意是“乏味的人”）。这位女研究生要找驳斥这一论断的反证，这样可以“给汽车经销商列出一大批例证，驳倒他所谓性别平等的论断，表明他的广告牌的信息就是贬低女性，我认为它是贬低”（赫林、约翰逊和迪本尼德托，1995：74）。最初，她只收到两条公开张贴的回应，都是来自男性；其中一条否定广告是性别歧视，还附有词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任一性别中乏味的人”）。另一回应来自出版有关英语用法著作的专家，这是对词义具有专业资格的认可；这位专家认为，广告商对“狗”这个词的使用的确有性别歧视（即无论词典主张什么，实际上狗这个词仅仅被用来指乏味的女人）。

两个月之后，这位女研究生张贴了她所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虽然不太正式，但是相当深入。她发现，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人认为，狗既可以用来称呼乏味的男人，也可以用来称呼女人；但是，所有其他年龄组的人都不同意这一观点。从“语言学家”讨论组的订户那里，她收到对她最初信息的个别回应（即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公开发表的帖子）。她的调查结果既以这些回应为基础，也立足于后来展开的调查。除了她自己发现的结果之外，她还呈现了另一名研究者的统计结果，这一结果出自于对以动物名称指涉人的现象而进行的研究；她对字典中有关狗的词条做了小结，并列出相关参考资料。这个报告的篇幅长度可观；对于男性张贴的信息来说，这个长度不算特别不同凡响；但是，在“语言学家”这个论坛上，它却成为由女性张贴的最长一条信息。

此时，压抑声音的策略开始启动，它首先表现出的是回避。最初，一些男性订户指责这一研究，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一调查报告的实质。他们避开话题，目光狭窄地紧盯着学生研究方法的细枝末节（批评她百分比数字的表现法），或者把话题转向关于方法的抽象理论，而这实际上与调查报告的论题全不相关。他们相当有效地转变着讨论的主题，这里采用的另一种回避策略是取消课题的有效性。有一条信息指出，学生的出发点是政治，而不是科学；所以，她的研究不具学术性。他声称，这种“鼓动”——即有社会目的——使她的研究丧失效力：

“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印象，即这里所报告的‘研究’，其目的是把意义和表达的一致性强加于人，因此来惩戒做出广告的汽车经销商，以儆效尤。我当然能够理解——我认为这类鼓动而非学术是许多学者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确实没有必要牺牲意义的模糊性和多重性。”（赫林、约翰逊和迪本尼德托，1995：8）

这里不仅暗指学生的研究“没有学术性”，而且，这种否定还是屈尊俯就的；它隐含的意思是，鼓动不过是这位学生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罢了。这条信息出自于一位资深教授。

一些女性订户坚持不懈地张贴信息，支持这名研究生的解释。在这个阶段，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情景。男人从回避策略转向对抗。对抗采取了指责的形式。同样是这位年资较高的男性学者指责说，这位学生“歪曲数据”，因为狗这个词语可能有其他不“适合她的政治议程”的含义，她便不顾“狗”一词多义的可能性。在他的词典中，他发现了狗的另一含义：狗指的是“性格卑鄙的人”，他因此提供这一意义供人选择。而另一名女性教师则为学生的论断辩护，她做出如下回应说：

“在我看来，这不对。‘狗’确实可以用来指卑鄙男性，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女性如果拥有一辆昂贵的跑车，她们就能吸引道德高尚的男性；相反，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却是，男性如果拥有一辆昂贵的跑车，就能吸引漂亮女人。所以，在一词多义的词语中，人们选择哪种意思，这并不是偶然的——语境起着重要作用。”（赫林、约翰逊和迪本尼德托，1995）

的确，有关词语的多义性受到压制的问题，看来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男性的论点。美国的约会传统/刻板印象由来已久，那就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开着汽车接他们的“约会对象”，这一情境大有可能使汽车广告的意义确定下来。从一开始，围绕广告中狗的意义而展开的整个论战就是多此一举。

在对以上帖子的回应中，这位女性开始收到愤怒指责；人们谴责她进行言论审查、没有幽默感；说她阻止了妇女们对此做出进一步评论。有关这一话题的结论还是出自那位资深教授，就是他指那位研究生的研究“没有学术性”而予以了否定。在“语言学家”论坛有一个惯例作法，那就是把对某一问题的回应收集在一起，贴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作为小结。这位教授所做的就是利用惯例来接管话题，这是压制声音策略的最后一步：为我所用。在“小结——‘狗’：性别歧视语言”这一标题下面，他用三行文字总结了讨论，接着就开始重申他的所有批评，把这些作为讨论的权威性结论公布出来。他不仅从通常的责任人（在这场讨论中是那位研究生）那里抢走了做总结的角色，而且还图谋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他对这一论题已经做过研究，而且比她的研究质量更高：

“一名回应者指出我是‘费尽心机’地替汽车经销商寻找可能的动机。我接受并为之喝彩，这是对出色的实证研究特点的概括。我认定，对理论的这类彻底批评是避免把某人的理论及个人偏见奉为经典的惟一途径。”（1995：89）

在这个论题上，其实他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研究，无论是实证性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他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语言学家”论坛上发帖子，诋毁这位学生已经完成的研究。

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中，赫林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流风格（赫林，1994）。这里的情形与交谈中形成强烈对比的男性化和女性化风格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关后者，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赫林观察到，这些风格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在没有关于社会性别身份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网络用户依然可以基于对方的交流风格来推测其性别。所以，使用对抗性语言，包括“贬损的话、强硬且常引起争议的断言、冗长与/或频繁的张贴、自我吹嘘和讽刺”等（1994：2），这样的人便被想当然地假设为男性。赫林观察到，另一方面，“任何人贴出信息时，表现出对他人欲望的欣赏和体谅”，此人则可能是（或至少被假想成）女性。

电脑空间具有未开拓的边疆的某些特征，这是地图上没有标记的领土、新的开始、充满无穷可能的崭新土地。在一些电脑爱好者那里，把互联网看作边疆的观念深得人心（我援用荷—安·特鲁恩更早地采用过的说法）。尽管我们不必为这个隐喻激动过分，失去自制力。电脑空间当然有拓荒者，但没有土著居民，或者说也没有野牛那种东西。但这不要紧，把这些无谓的争论放在一边，我认为美国人的这一隐喻相当贴切，对电脑空间很适用。就像早期的美国西部一样，电脑空间是一个不受控制、无法无天的地方。拓荒者定居于此，这些人们既带来欧洲的不平等，也带来了对它的乌托邦梦想。

从理论上来说，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中，人们可以从其社会差异的标记中解放出来，在这个空间平等互动。可是在实践中，这一乌托邦幻想却没有实现。就这个新的电子空间的公共参与而言，几乎不存在规则和约束。限制人们进入的权限，只会是因为纯粹的设备价格，而不是网络文化本身。多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在网络用户中占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说到在更具公众性的领域里积极参与，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情况那样，女性仍然占少数。网络远不是没有社会性别的地带，被看作男性气质的、对抗性交流风格，这才是网上交往的规范。在更传统的交流渠道里就有这个问题，虚拟空间的自由似乎让这个问题更趋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