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一直被比作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30年代的纳粹焚书，乔治·布什并发誓要抵制这个说法，捍卫言论自由（安尼特，1994）。1997年，就在英国大选开始前不久，卫生大臣在广播中宣布，他正“采取措施，把政治正确从表决程序中删去”。“政治正确”一直与非常多的文化现象相提并论，如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和伦敦大瘟疫等，人们把各种可以想象的限制或投诉归咎于它。不久前，就在我住处附近，我还看到小酒馆外放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如果你觉得音乐声太吵，你的政治正确就太过分了。”
那么，究竟何为“政治正确”？卡梅伦认为，也许一个有用的视角是从这里开始，她描述她的想象说，让我们来看看“众所周知的所谓火星人类学家”是如何理解它的（1995b：123）。擅长考察地球文化的火星学者也许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政治正确”是一场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它基于大学和其他的文化机构，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公共服务领域。这一强大的组织看来是全力推进某种正统信仰，这套正统基于一些深奥难懂的观念体系，即被称之为所谓“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环保主义”的东西。在教育领域，它似乎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边缘文化因素替换原来传统的、确定的文化核心（例如，教学生读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而不是莎士比亚）；另一目标赋予一些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残障者等）优于其他团体的权利。在教育和教育之外的其他领域，“政治正确”的另一明显目的还在于：要控制和管辖所有过去用于谈论这些团体的语言。
卡梅伦认为，当这些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明白，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一切信息实际上都是反对者对这一运动的描述，他们肯定会大惑不解（1995 b：124）。他们终将发现，其实支持这场运动的人并不使用“政治正确”的说法。事实上，被认为属于这场运动的人并不承认有“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并且根本否认这个说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对这个特殊事态有所了解，有必要观察这种反对“政治正确”话语是从哪里来的，它实际上反对的又是什么。事实上，反“政治正确”话语反对的是人们对性别歧视的抵制，对此我前面已有所论述。在上一节，我大体描述了女性主义对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干预；20世纪整个80年代，有的领域充满了对这种干预的敌意。对所谓的学术界“政治正确”发起的第一次主要攻击见之于一本书，它有个启示录般的题名：《美国心灵的关闭：高等教育怎样辜负了民主并使今日学生的灵魂贫瘠》（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布卢姆，1987）。它成了一本畅销书，接踵而至的是，反对“政治正确”的狂热在美国新闻报章中爆发。对“政治正确”大学的另一攻击是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的著作：《获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政治如何腐蚀了高等教育》（Tenured Radicals：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Higher Education）。在美国学术界，最强烈地反对“政治正确”的发言人是丹尼什·迪苏泽（Dinesh D'Souza），他的畅销书：《狭隘的教育：校园的种族与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使他一度成为媒体名人。
所有这些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都是来自政治上的右翼势力。这些书籍和其他书籍，全都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变革的激烈立场，他们坚决抵制自1960年代以来教育界正在尝试的变革。让我们回顾一下已经发生的种种改变吧。在一些大学，校方设立了落实性别平等政策的积极行动项目，用以鼓励少数族裔成员进入大学。课程内容吐故纳新，特别是文学经典（艾丽斯·沃克与莎士比亚并驾齐驱）和讲授历史的方法都在开放限制；所以，很多艺术和人文学科教师都在推动种族和性别平等。激发社会变革的努力到处展开，人们通过语言改革措施、包括推荐词语的替代用法，来帮助人们认识到性别歧视的社会实践。这些变革的发生，是因为有着来自社会“下层”的持续压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来自学生的压力。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较早时期的哈佛论战吧，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场关于以阳性代词指代所有人的论战，它就是由学生推动的。此外还有，批评文学课上讲授的所有作品都是“死去的白人男性”的作品，这种呼声也同样来自学生。
这些社会纲领遭到很多人反对，他们把所有这些都集中到一起，包括范围很广的问题、理论看法和政治立场（解构、积极落实反歧视政策的行动、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给这一切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以便加以抵制。这个“政治正确”标签已成为造谣诽谤的方法，一个反对向现实提出挑战的便利途径。就像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注意到的那样，通过狂叫“政治正确”，批评者就可以“立即摈弃这些立场，把它们看作荒谬的或专横无道的，阻止任何形式的深入论争或讨论”（1995：2）。
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也有经济影响。任何研究，只要被认为有“政治正确”这种说教的污点，它就没有机会得到全国人文研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资助，这个基金是美国一个很有实力的资金项目。教育界的那些权威把关人，特别是全国人文研究基金的前主席林恩·夏安（Lynne Cheyenne），还有她的继任者谢尔顿·哈克雷（Sheldon Hackney）都公开抨击“政治正确”以及它的所有忠实追随者（斯科特，1995；威廉姆斯，1995）。
在英国，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第一次真正出现是在人们嘲笑大伦敦市议会时。1981年，工党左翼人士肯·利文斯敦（Ken Livingstone）当选为大伦敦市议会主席。紧接着是长达四年的协定立法和财政开支，用以支持在大伦敦地区培养多元文化主义、宽容和积极行动，它也处理环境问题。例如当时来到伦敦的任何访客都会意识到要求伦敦交通“费用公平”的运动。在这次运动的种种要求中，有一点就是强调公众需求高于私人贪欲。私欲开始于撒切尔的第一次任期内，出于其不同的施政纲领：私有化。大伦敦市议会的总部设在县政大楼（County Hall），恰好在泰晤士河另一岸，与国会大厦隔河相望。正如演员、作家米拉·赛奥（Mere Syal）所言，“对于保守党来说，每当他们费力通过一项政策，嘲弄和讥笑就会顺水飘来”（1994：129）。赛奥是亚裔英国人，她回忆说，有了经选举产生的市议会、由该组织直接处理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社区民众的确感到极大的安慰。
新闻界［更具体地说是伦敦的《晚间新闻》（Evening News）］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政治正确”运动，矛头直指大伦敦市议会。赛奥绝妙地模仿了当时媒体的感伤反映，她的描述把媒体的荒谬推向极致：
小报标题尖叫：“议会工人炒鱿鱼，只缘定购黑咖啡！”“管餐女士上绞架，全因错拼印第安饼！”照片上，托儿所工作人员泪汪汪地把黑燕鸥从玩具架上拿走；电视里出现表情严酷的女人，这女人一身连衫裤工作服，满头乱发，从号啕的小孩手中抢走黑面古怪木偶……这些笑话讲的都是肉体的挑战、卵泡的挑战、从头到脚的挑战；常常由那些精神上受到挑战的人来讲，讲得乐不可支；这帮人拿poncy的左派逗乐，说左派们居然不许普通老百姓管黑桃叫他妈的黑桃。现在可干的事只有两件：“你所不知的欧洲萝卜二十秘闻”、一对喷涂的乳头——新闻报道的大多数内容就是在这夹缝间做文章。不过我知道这叫反扑，因为我已经领教了。（1994：118）
新闻界诽谤“政治正确”的运动充当了破坏大伦敦市议会的急先锋（霍尔，1994）。而且，这场反扑远还不止于针对市议会。新闻界反种族歧视的措施还遭到很多其他攻击，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反歧视措施的效果。例如，社会工作者的培训项目被这一诽谤运动视为批判目标，政府随后就命令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中心委员会把反种族歧视内容从课程中删掉，理由就是它属于“政治正确”（阿里布海-布朗，1994：67-8）。
我在前面讨论过对性别歧视和其他歧视实践的直接干预，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就是对这些直接干预的回应，它的效果是去破坏直接干预行动。让我们回顾一下，看遭到攻击的究竟是什么，这些被攻击的行为是：监测公共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由出版者删除稿件中可能冒犯他人的内容；地方政府、雇主、行业组织和大学一致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或其他的平等；实行平等机会政策、制定行为守则和投诉程序；开放人文学科课程，使少数群体的利益不再被忽视。所有这一切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些人根本不考虑这些干预的效果，也不考虑如果没有这些干预又将如何。所有这些干预都因所谓“政治正确”而遭到摒弃。
“政治正确”的新框架改变了我们对老问题的认识。指斥所谓“政治正确”，这把语言改革贬为荒诞谬论，它重新表述了那些需要引起重视的关注和思考，把这些说成是压迫形式。请大家想一想，“不要这么政治正确”，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想象一下有人说：“不要这么反种族歧视！”在语言改革和真正重要的事物、如同工同酬等，它呈现的是虚假的选择［例证见比尔德和瑟夫的导言，收入其滑稽模仿词典：《官方政治正确词典及手册》（Official Politically Correct Dictionary and Handbook）］。在文学经典、历史课程等领域进行的变革都被描述为破坏行动，是企图破坏我们所知的西方文明。
“政治正确”这个说法，它本身的由来很难说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开始时矛头并不是指向女性主义（连同反种族歧视和其他的“左”倾倾向）的。它似乎源自美国左翼政治运动，而且是用于反讽自嘲，并非真的被严肃对待。后来是美国大学里批评“政治正确”的人开始轻蔑地使用这个说法，“政治正确”这时就广为流行开来。绝大部分人接触到这个说法首先是在媒体上，在那些不太可能提供定义的文类中，在你也不太可能要求清楚阐明的语境里。在媒体上，“政治正确暴行”的大多数例子不是出于虚构，就是言过其实，全都是媒体故意耸人听闻的捏造。它的意义是基于根本靠不住的信息来解释的。“政治正确”已是历经沧桑，饱受“话语漂移”的冲击（卡梅伦，1995b：127）。
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政治正确”的新框架改变了人们对老问题的认识。在工业化的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气候里，社会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批评家都会被看作“政治正确”而得不到考虑。人们可以把平等的观念也说成“政治正确”，因而予以摒弃。威廉姆斯相当严厉地评论道：“‘政治正确’恐惧是精明的意识形态权力游戏，它否定任何异议或批评，从发现其端倪开始就予以否定；它也是一场高度成功的公共关系战役，对于当前的集体财富再分配和生活重组，这场战役减缓冲击力并为之辩护。”（1995：5）
要更轻松地结束这个话题，我想说，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现在是唾手可得、俯拾皆是；它甚至被用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语境里。下面至少是我曾遇到的最愚蠢的例子之一，它与我前面提过的小酒馆黑板不相上下。有一个英国喜剧创作小团体，这帮人自称为“图形恐怖分子”（‘Graphic Terrorists’），他们创作了一部喜剧，名为《糟糕透顶》（Bad to the Bone）。在剧中，有这样的故事：戏里的男人带着巨大的武器，女人拥有罕见的体形，穿的衣服少之又少。如今，如果愿意的话，这些人完全有资格这么做了；而看到正在出笼的小报报道，感觉也很好。不过，可悲的是，喜剧结果不那么有想像力（几乎完全没可能搞成开拓创新那种）；更何况现在还有人剧烈抨击这帮人“男性激素过分膨胀”（‘testosterone-heavy’）或随便什么吧。但如今，他们可以利用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来辩驳了。在1996年的文学节上，他们居然散发起责骂假想敌人（预想中的批评家）的传单来，上面写道：“消灭政治正确！诅咒创造力的死敌！”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清晰的迹象；它表明他们大脑运转不灵了。与“政治正确”有关的一件事是：它提供了新的双关语、新的语言独创的可能。对所谓政治正确语言所作的滑稽模仿是精心阐述、错综复杂的委婉说法，是操演荒诞。这些游戏性想象的迸发常常包含着这样的结构，即前置的修饰性副词+形容词，如众所周知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可以写成：“黑色素缺乏者和七个垂直站立不灵的人”（‘Melanin impoverished and the seven vertically challenged individuals’）。关于“政治正确”的另一事情是，它的确给滥用词语增添了技巧，滥用词语这种风格常常是缺乏技巧的可悲证明。“大脑运转不灵”听起来有礼貌得多，对吗？比说“愚蠢”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