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性别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译后记）

一

《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是收入这套“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里的第二部教材，距《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的翻译出版又是两年了；这两年里，我和我所置身的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团队、我们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的师生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参与活动。当写这篇译后记时，回顾两年来的路程，我觉得我们是亲身体会着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和语言的关系，尤其是语言与社会性别的关系。

翻译《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在文学语言学科引进妇女和性别的视角，这样使女性主义研究成果进入具体的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必修课程；但在翻译过程中，我也体会到，妇女和性别研究，一直都是跨学科、多个学科领域交叉的，即使是讨论语言问题，它也呈现了跨学科的视角。

而更重要的是，正如女性主义的所有学术研究一样，它有一个改造社会的目标。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存在着对不同性别、性取向的压迫，这也体现在我们日常运用的语言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每时每刻都在能动地生产着压迫与被压迫者的主体位置，强化和维持不平等的社会机制。我们要造成改变，需要宏观的社会改造，例如法律、政策等等；也需要微观世界里的反思，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在家庭、人际关系以及日常交流中的性别养成。语言是表达法律、政策的形式，也是我们性别养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我们通过语言实践形成关于性别、身份、主体位置等思想认识。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问题，作者玛丽·塔尔博特从早期语言学中的性别区分开始，介绍了在这个领域，最初对语言和性别的关注是如何展开的；尔后，女性主义学者如何开始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这类研究，如何形成了关于缺陷、主控和差异的三种模式；在第三部分作者转向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

现在国内翻译界，引入有关女性主义语言分析的著作不多，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了德博拉·坦嫩的那本流行著作《你误会了我——交谈中的女人和男人》（2000年）；塔尔博特的著作介绍了对这本书的批评，认为它的主要问题是无视男女差异中的权力关系，过分强调误解、执迷于所谓男女交往中的差异；而在这里保持所谓语言学家的中立态度是虚伪的，因为它不考虑现实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我认为这些批评的声音，对我们认识差异模式的问题很有好处。在目前我所看到的中国学者有关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这种差异模式。

二

几年来，我们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一直在引进国外性别与文化研究课程，依据这一计划，本书作者塔尔博特教授应邀来中山大学教授这门课，我在教学中，也引用过本书中的内容。在课堂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女生们的反映。

一次是塔尔博特教授讲到“孕妇的话语建构”时，一位博士生谈到她自己在医院剖腹产的经验，痛苦的挣扎、漫长的等待，其间还有医护人员的冷言冷语；当孩子终于出生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孩子的性别……说到这里，她流泪了。

一位法学系的女生谈到，她初中时代表学校得过广州市物理擂台赛一等奖，高考时她曾立志学化学，可是父母认为理工科对女孩子不适宜。就这样，父母和她冷战，僵持了两个多月，最终以她的放弃而告终。她说：“从知道结果的那一天到现在，我都没有从心里面笑出来过。”

语言与性别的课程开启了一个通道，让女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不光是女生，包括女教师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妇女有好多经验一直是在黑暗中堆积着，形成我们内心的压力、限制，却得不到表达和反省。而当你尝试着表达它时，假如课堂上缺乏友善的气氛，还会引来质疑，失去合法性，甚至被误解和取笑。

而这样的环境，正是所谓性别歧视；它是妇女们的集体记忆、集体经验，但在没有经过反省时，它也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令人特别难忘的是，塔尔博特教授在这里教授课程的时候，我们还经历了另一场语言之战；这就是在今年3月8日发生的中大女研究生被杀害事件。这起恶性凶杀案，却在网上被描述为“情杀”。修习语言与性别课程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场活动，对校园网上的这一舆论展开论战。因此，塔尔博特教授在修改本书序言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女性主义在中国，正经历令人激动的时刻，艾晓明教授带领的性别教育论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在学术圈内外激发了有关性别政治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本书讨论语言和性别，这一著作能够译成中文，融入她们的努力，我感到十分荣幸。女性主义关注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在反映、创造和维持社会中性别分工所起的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日常生活中“日常”语言的密切关注，本书提供的是检验日常行为的方式，在这样的日常行为里，性别化的身份得以成立。

塔尔博特教授的著作在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力量，我们同学运用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透视了所谓“情杀”的文化根源。在我们介入的另一有全国影响的湖南约会强奸受害妇女案中，博士生黄海涛同学写出话语分析文章，对人们认识这一案件中毁灭证据的性质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三

从上述经验出发，我希望说明为什么说语言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换言之，为什么女性主义要关注语言？本书作者以及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的学者都指出，语言中对妇女的经验缺乏反映，现存的语言有很多是歧视妇女的，它把妇女固定在受压迫的、从属性的位置上。它剥夺妇女声音的合法性，它的编码和解码方式是男性中心的。

本书中提到的另一位女性主义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在她编辑的《女性主义的语言批评读本》（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A Reader）的序言中就这样谈道：语言让妇女不满意；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改造它，让它可以适应妇女的需要。她谈道：

女性主义的语言批评本身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指对语言实践的批评态度，在表现妇女的身体、生活和经验方面，对现存的语言实践，女性主义的批评首先意味着负面的评价。

但是批评还有更具体的含义，那就是考察某种事物得以存在的条件，对它所基于的假设提出质疑。

女性主义语言学家用新的理论和视角看待语言，把它看作社会和文化体制，他/她们质疑的观点包括这一假设，即假设两性拥有共同的语言。她们不认为语言是透明的、反映世界的窗子；她们提出的问题是，语言在何种程度上维持而不是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

卡梅伦在编辑她的书时，围绕着三个主题：沉默与排斥主题、再现的主题（其中社会性别的文化意义如何被建构和挑战），还有，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行为而成为性别化的存在的。

有关语言再现，卡梅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里是两家报纸关于一个暴力事件的报导：

昨天早上，一个男人头部受伤，在他位于肯特郡的贝克海姆家中，两个男子破门而入，他被歹徒按在床上，他们轮奸了他妻子。（《每日电讯》）

昨天，一个体重266磅、吓呆了的丈夫被迫躺在妻子身边，两个男人强奸了他妻子。（《太阳报》）

卡梅伦认为，第一条报导出自一份高质量的报纸，第二条报导出于一份通俗小报；但两者的报导角度都是一样的——强奸行为被表现为针对男人的犯罪，而不是针对女人的犯罪。这就说明，报导中的问题并不是哪个新闻作者个人癖好的问题，而是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式。强奸犯罪最初被认为与盗窃无异，强奸妇女就是剥夺一个女人的贞节，这贞节是属于该女人的父亲或者丈夫的价值；所以在过去，作为对强奸处女者的惩罚，强奸犯被迫要娶这个女人。看待强奸的这种观点按说已经被更现代的观点取代了，如今人们都认识到，性侵犯就是剥夺妇女身体的完整性，它是针对人而不是针对财物的犯罪。但是，从上述两条报导来看，古老的偏见显然还十分顽固。

卡梅伦的这一分析主要是针对内容，接下来她分析了报导的语言特征：在两条报导中，男人的经验都处于显著地位；他是主题，是第一个被提到的人物，是主句语法上的主语；他也是动词“受伤”和“被迫”的主语。与之比较，女人仅仅是作为“他妻子”被提及，且出现在这个长的复杂句末尾；她被强奸的事实表现为一个从属性的小句。而且，就事件的安排来看，在第一条报导中，妻子被强奸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其他事件之后，首要的是男人“头部受伤”，其次是“他的家”（显然不是“她的”）被侵犯。第二条报导同样，事件安排的秩序给读者这样的印象，真正骇人听闻的不是强奸本身，而是该男人被迫见证这一事件。

卡梅伦认为，传统的对性别歧视语言的批评在这里似乎是无用武之地，因为这里并没有那种全称的阳性词（例如以“他”指代所有人），也没有明显的不尊重人的描述（除了《太阳报》无端地提及人物的体重）；这里只有一系列语法上的选择，但这些选择显示了男性中心的态度；整个事件是从这样的态度、从有性别偏见的观点来叙述的。

卡梅伦的这种分析就显示了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我们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到语言如何具体地通过字词、语法选择发生作用，它如何界定事件的性质、看待人们的处境。

四

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在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著作《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中有详细论述，本书作者塔尔博特教授曾经与费尔克拉夫同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语言学系授课，她在本书中介绍了费尔克拉夫有关话语的三维概念。从这个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简略结构图中，我们看到，文本内在于话语实践，话语实践内在于社会实践。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方法，我对费尔克拉夫的这一观点再做一些介绍。

在《语言与权力》一书中，费尔克拉夫解释了这个三维结构，他说，我们把语言解释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的。

第二，语言是一个社会过程。

第三，语言是社会限定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其他部分（非语言的）条件的限定。

费尔克拉夫说，通常有关语言的教科书都不会有讨论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部分，但是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语言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或者也可以说，社会现象的一部分也是语言现象。

就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点而言，这意味着无论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都是社会决定的，他们使用语言也有社会效果。哪怕在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们也还是在从属于社会习惯的方式中使用语言。

就社会现象也是语言现象这一点而言，这意昧着语言活动是在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它并非仅仅是社会过程和实践的反映或者表达，它是这些过程和实践的一部分。即使是政治活动，它部分地也由争论和斗争构成，并在语言中围绕语言发生。

就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而言，这两者又并非是平行对称的。社会是一个整体，语言是社会机体中的一部分，尽管所有的语言现象都是社会现象，但并非所有社会现象都是语言现象（尽管其中有人们低估的语言因素）。

如果我们说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也是社会过程，那么如何研究这个过程呢？费尔克拉夫的方法是观察文本中的可以把话语区分出来的那些成分。文本在这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书写语篇也包括口头语篇。社会语言学家常常采取对口头话语进行记录的方法来研究口语，因为这是更直接的一种社会交流过程。我们在塔尔博特这本书中看到的对口头讲故事、男女交谈以及电视访谈等研究都是这样。

费尔克拉夫指出，文本是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它也是诠释过程的来源。文本提供其形式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就成为解释其意义的线索。人们生产和诠释文本都需要资源，这些资源是他们可以在语言实践中设想及利用的，包括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关系、主体位置等。人们如何解释文本，就有其他的、非语言的因素在起作用。作为话语实践一部分的解释过程，因此涉及到社会环境。这样，在进行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时，不仅仅需要分析文本，而且要分析它被生产和诠释的过程，这就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条件（包括直接的文本语境以及更广大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费尔克拉夫因此阐述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个阶段：

一、描述阶段（description）：这里关注的是文本的形式特征。

二、说明阶段（interpretation）：这里关注的是文本和交往的关系，文本被看作一个生产过程，看作解释过程的来源。

三、解释阶段（explanation）：这里关注的是交往和社会条件的关系——社会对生产过程和说明过程的作用以及其解释的效果。

在描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文本的语言特征，包括词汇、语法、标点、话轮转换、讲话行为的类型和表达的直接与间接方式，还有交往的整个结构、非语言特征等，这里要用周密细致的分析（close analysis）方法。例如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塔尔博特教授进行语言分析时，在每个句子前面做了序号，她也用了若干记录稿标记来呈现非语言特征，例如呼吸、笑声、停顿等。

费尔克拉夫将这些阶段归纳为具体的步骤，对人们实践批判性话语分析提供了可操作性。例如，描述阶段需要做哪些步骤呢？他设计了十个问题：

首先是字词方面的四个问题：

一、字词有什么经验价值（文字在表现经验方面有什么作用）？

基于什么样的分类配置？

这些字词（在意识形态上）有异议吗？

是重新组词（rewording）还是重复用词（overwording）？

在字词中有哪些意识形态上非常重要的意义关系（同义词、语义之间的上下义关系，反义词）？

二、这些字词有什么关系价值？

有委婉表达吗？

有明显的正式字词或非正式的字词吗？

三、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表达价值？

四、用了哪些隐喻？

继而对语法方面的四个问题：

五、语法特征有哪些经验价值？

哪种过程和参与者占主导地位？

能动性是否不清楚？

使用了名词化的表达吗？

句子是主动句还是被动句？

句子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

六、语法特征有哪些关系价值？

采用了哪些句型？（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

七、语法特征有哪些表达价值？

有重要的表达语态的特点吗？

八、这些（简单）句子如何彼此联系？

用了哪些逻辑联结词？

有以同位或者主从关系为特征的复杂句吗？

提及文本内外事物时采用了哪些手段？

最后两个是关于文本结构的问题：

九、用了哪些交往惯例？

十、文本中有哪些更大范围的结构？

就这里提到的经验价值（experiential values）、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和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s），作者是这样解释的，这三者都是指文本形式上的特征——

1.经验价值指文本作者再现自己对自然或社会世界的经验，包括文本的内容、知识和信仰。

2.关系价值指话语中的文本表现出来的关联和社会关系。

3.表达价值指文本作者对其相关现实的评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表达价值与主语（主体）和社会身份有关。

遵循这些具体的分析步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对世界的再现中，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词汇编码的。

费尔克拉夫对话语分析步骤的描述相当细密，这里举出的三阶段其中之一的具体步骤，可见一斑。写在这里的目的是希望说明，循着本书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进入更广阔和深入的语言分析；这有助于我们破解性别歧视的文化偏见如何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运作。

五

认识到语言对现存社会权力关系的重要作用，像费尔克拉夫这样一批语言学家倡导，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批判性的语言意识。正如费尔克拉夫在书中所说，语言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同意”而不是“威胁”来起作用，而同意的方式就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规范方面达成共识。觉悟到语言的“共谋”作用，这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的语言分析可以为社会解放起到部分推动作用（如在教育、培训、媒体批评、媒体监测方面展开语言分析）。

例如，就学校对儿童的语言教育而言，如何提高孩子们对语言的批判意识呢？

费尔克拉夫提出三步曲循环：

1.反省经验（reflection on experience）：要求孩子们反省他们自己的话语以及他们所体验的对这些话语的社会限制，在班上分享他们的感受。

2.把这些经验系统化（systematizing experience）：由教师给孩子们显示如何以系统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反省，给自己的感受以“知识”的地位。

3.解释（explanation）：让上述知识成为进一步的集体反思的对象，在班上展开分析，寻求社会解释。

在这三步曲之后，进入第四步，就是发展写作实践，例如，给孩子们确立一个历史写作的项目，鼓励他们按以下做法打破历史写作的常规：（1）书写一个群体，如妇女群体的历史，或者写本社区一群孩子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通常是不被书写的。（2）采用某种语言，例如一种弱势群体的语言或不标准的英语，这样的语言通常不用于写作目的。（3）让孩子们自己成为认真的历史学家，为真实的目的而不仅是为作文而写——如鼓励他们把自己书写的历史提供给本地图书馆。

费尔克拉夫认为，这样的练习可以让孩子们获得批判性的语言教育，帮助儿童认识语言的限制以及话语方式，并有意识地创造出解放的话语；这种解放的话语也就是“赋权”（empowerment），它将有助于改变现存的话语秩序。当人们获得力量，有了强大的自我，传统上被某种话语类型或话语类型内特别的主体位置所排斥的人们，就有能力进入这些话语类型和主体位置，他们的进入就可以破坏常规。费尔克拉夫希望这样的话语分析和写作实践帮助人们克服他们的无力感，让人们看到，现存的话语秩序不是不可改变的；改变是在于系统地结构和重新建构话语秩序，挑战、打破并最终改变话语的统治秩序。

六

同样，本书作者塔尔博特教授，在她所任教的英国桑德兰大学，和几位语言学同事一起，在学校里倡导非歧视的语言实践。当新生入学时，他们可以据此改善自己的语言行为。为便于读者了解，也为方便外语系教学，下面特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将全文附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