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社区学前教育的发展概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区教育受到联合国的重视和强调，之后在发达国家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教育研究的新领域，社区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我国社区教育的发端是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首先出现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为标志的。
（一）意大利的瑞吉欧教育体系
瑞吉欧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洛利斯·马拉古齐（LorisMalaguzzi）和当地的幼教工作者一起兴办并发展了该地的学前教育。数十年的艰苦创业，使意大利在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之后，又形成了一套“独特与革新的哲学和课程假设，学校组织方法以及环境设计的原则”。人们称这个综合体为“瑞吉欧教育体系”。在瑞吉欧，“我”就是“我们”，“我”只有在团体中“我们”中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这种团体主义的价值观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教师、家长、市民的共同关注为儿童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瑞吉欧人眼里，幼儿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不仅包括市长在内的政府力量介入到幼儿教育的管理中，由教师、教学协同建设人员、研究者、家长等组成的社区咨询委员会，也参与幼儿教育的管理，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参与幼儿教育”的独特风格。“生活在社区的幼儿”的理念就是要使幼儿成为社区和城市这个舞台的主动参与者，带领幼儿走进公共生活范畴里，让他们可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潜力受到发扬。在瑞吉欧教育中，教师个体与团体之间分工与合作，家长与幼儿园、社区间互动发展，幼儿个体与幼儿、教师团体间互动学习，意大利丰富的艺术文化传统与儿童的多种象征文化互动共生。
（二）美国的“开端计划”
为了实现幼儿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美国政府于1965年颁布“开端计划”（Head Start）。该计划以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为主投入资金，由各州社区服务部负责社区学前教育，通过选派在健康、教育和家长工作方面有知识经验的教师，对家庭环境不佳的儿童提供学前补偿教育，并吸收这些儿童的家长也加入到这一计划中来。目前“开端计划”项目为一百多万儿童服务，“开端计划”项目的总体使命是加强儿童的学前准备和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发展。在大多数社区里，“开端计划”项目既包含以幼教中心为基础的服务，也设有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儿童通常上半天幼教课程，教师、家长与家庭协调员定期上门家访。一般情况下，“开端计划”项目和地方公立学校的日程安排一致，但有些项目包含全天和全年幼教服务。[5]“开端计划”项目还定期开办有关家庭和育儿的学习班和工作坊，常常与社区内成人教育和工作安置项目联合起来，支持家长实现自己的教育和事业目标。[6]
（三）英国的“确保开端教育项目”[7]
英国政府在1999年春，颁布了一项典型的家庭—幼儿园—社区合作教育项目“确保开端教育项目”（Sure Start）。它采取以社区为依托的跨领域部门协作的方式，“地方合作者组建协会、基金会，倡导志愿者、社区组织、保健工作者、地方政府、教育者、家长共同合作，进行管理与实施，以扩大玩具图书馆，增强家长的游戏、教养技能，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主要的做法有以下几点：使用“家长手册”，使家长理解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开辟“家长布告栏”，使家长理解幼儿园的日常活动和具体教育活动；绘制儿童“发展记录”，使家长知晓儿童的发展水平；定期发放“幼儿园通讯”，让家长在家配合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以及从家长那里获得具体的教育建议；让“家长参与”，使儿童得到更好的发展；通过“家长委员会”，帮助幼儿园筹措资金；赢得“家长许可”，使幼儿园能大胆利用社区资源；采取“投诉程序”，融洽家园社区关系。[8]
（四）日本的“天使计划”[9]
1994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儿童养育协助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致力于“建立社会共同支持援助、面向社会开发的儿童教育新局面”。政府为此拨专款60亿日元用于托儿所等妇幼保健项目的建设，并在社区教育、幼儿园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家庭、社区、学校三者的横向合作，各个地区努力使学校与家庭、社区的公司、老年人之家、各种社会教育设施建立密切的联系；学前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纵向合作，除了让学前儿童去小学校参加一些学习、生活活动，还鼓励幼儿园教师与保育所的保育员（日本称“保育士”）考取小学教师的资格证书，并参加小学一年级的授课活动，使之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做好儿童入小学学习的指导工作；各级各类行政机关、教育委员会携手，以期构成一个综合的行政推动的整体，社区儿童教育不再只是特定社区内的教育事业，并不局限于文部行政系统的范围，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文部科学省、邮政省、厚生劳动（劳动福利）省、农林水产省、环境厅、总务厅等行政部门均以各种形式承担了部分的任务。
（五）以色列的“HATTF和HIPPY计划”
以色列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学前教育是教育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HATTF及HIPPY这两个社区学前教育计划，以色列政府成功地实施了父母参与儿童教育的策略，父母的参与为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环境，促进了儿童身心全面的发展。HATTF（Home Activity for Toddlers and their Families）是为1—3岁婴幼儿开设的家庭活动计划，由专业协调员及专职家访人员共同负责实施，一个协调员一般负责60～80个家庭，下辖4～6名专职家访员。专职家访员由当地社区机构推荐，要求有教育自己孩子的经验且文化水平较高。专职家访员每年接受一周的培训。专职家访员的任务是帮助母亲学习游戏，学会与儿童游戏，认识到游戏在孩子成长中的特殊作用。专职家访员还要帮助家长成立互助小组，每半个月活动一次，在小组内交流育儿经验。HIPPY（Home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Preschool Youngster）是为3—6岁学前儿童开设的家庭指导计划，主要是帮助和指导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家长，试图通过教育父母怎样为儿童提供适宜的环境刺激，以使儿童得到正常的发展及发挥潜能。为此，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了两年使用的教材，每年九册，每册配有亲子活动方案，每项活动持续几分钟；社区专职家访员协助家长使用教材；家访员每两周访问一次，与父母讨论、交流儿童教育问题，通过使用角色扮演（role-play）的方法向父母传递保教知识，帮助父母构建家庭教育环境，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家访员还鼓励家庭之间成立友好小组，每半个月活动一次，探讨教养孩子的问题。
（六）智利的“与你共同成长项目”[10]
巴切莱特政府（2006—2010年）在执政期间成立了“智利与你共同成长”项目，作为其幼儿教育政策的核心。这个项目通过跨部门、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对儿童给予保护，覆盖范围之广在智利是史无前例的。项目成立了日间看护中心、保育学校和“支持性智利计划”，为那些社会处境不利的家庭服务。这些机构和计划逐步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服务网络，根据儿童及其家庭的具体需求提供相应的帮助，这些帮助既包括面向全体儿童的一般方案，也包括一些明确指向由公共健康体系扶持的儿童群体的方案。前者包括为所有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如免费的日间看护中心、加强对孕妇及父亲的权利保障等；后者主要为社会处境不利、40%最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特别支持，包括关怀孕妇、健康服务和提供教育等内容。
（七）澳大利亚的“家社合作”[11]
澳大利亚的学前教育比较发达，是其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有其实施的本土特色。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且多数人口集中在繁华地区，农村边远地区人口非常稀少，社区之间相隔几百公里是常见的。澳大利亚的社区早期教育由社区行政部门主持，由社区行政投入经费，其特色是重点为边远地区的家庭和儿童提供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服务方式：第一，玩具图书馆作为社区中儿童玩具不足的补充；第二，游戏小组由儿童和家长共同参加，多面向3岁以下的儿童开设；第三，儿童活动中心多设于城郊，一个班15～25名儿童，由一位教师负责，是全天的；第四，远距离教育计划，为不同年龄组、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提供适应其发展的教育箱子，内装有教具、玩具、视听材料，并有家长反馈记录，家庭距服务中心2.5公里便可得到寄去的箱子，按期使用完毕后退还更换，这项服务是免费的；第五，组织家长学习，由教师或社区志愿人员到当地家庭中去，使家长懂得抚养、健康、教育等知识，帮助家长根据地区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条件，安排儿童的生活与教育。
（八）中国的“家、园、社区互动模式”
在我国，由于社区工作的开展从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的，因此，社区和政府、行政区划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城市的社区范围比较灵活，可大可小：一座城市可以看成一个大型社区，市辖区可以看作一个中型社区，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可看成一个小型社区，居委会所在区域可以看成一个微型社区。《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等文件中都反复强调了学前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幼儿园、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我国的社区学前教育具有显著的地域性，比如，很多幼儿园利用社区资源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南京某军区幼儿园走进部队，开展“学军、爱军”活动；上海推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0—3岁儿童服务网络等。目前“家、园、社区互动模式”主要有：（1）中心辐射型：由幼儿园牵头，以幼儿园为中心，向家庭和周边社区辐射；（2）区域统筹型：由社区牵头，组织幼儿园和家长开展共育活动；（3）互惠组合型：由多个单位联合开展早期教育活动。我国社区学前教育正健康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