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课税与渔民人户数
明清时期官方对各地从事渔业的渔民船户都有渔业课税的征收，福建也不例外。福建地区凡江湖陂塘产鱼的处所在五代闽时都要征收鱼课，才准许老百姓采捕。后来宋代至道年间免除了鱼课，但各州县对采捕舟船仍有征税。明代设立河泊所对沿海有渔利之地征榷课税，凡从事舟楫网罟之业而不向官府主动报告者，将其舟楫网罟生产工具没收归官。如福建惠安县，沿海分为八澳，每澳设有总甲一人，催督鱼课米。洪武中叶派遣校尉圈点视察，就以其所点定的数量为定额。但这之后渔户逃亡迁徙的很多，所设的额定鱼课米都要由仍在籍的渔民人户缴纳，于是就有折征之令。每米一石一半纳本色米而一半折征白银二钱五分，即便如此，民人仍以为苦。弘治七年（1494年）时，经御史吴一贯奏准，鱼课米不分本色、折色，通通每石征白银三钱五分，渔民才稍得喘息。嘉靖年间惠安县河泊所实管鱼课米每年该征九百二十七石，闰年加征七十七石有余。[6]
不仅沿海地区，即便在内陆地区也有渔税之征，且为明初洪武时期额定的数目。如“建宁山崎水浅，鲜鱼利而额设渔户，每户纳米若干”。实行久了以后，被派为渔户的民人越来越穷，鱼课亏欠也越来越多。于是与上述惠安县一样，实行折征制度，折征办法也完全一样。再之后，也不分本、折统统征收白银。嘉靖十年（1531年），邵武府知府丘民范又奏准以驿传银中所剩者抵补上解，于是“民困始获苏矣”[7]。
明代前期福建鱼课额征课米，额定征收办法为“船八百料者纳粮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余以是为差”。但时间一长，就出现“旧户日消，而新户日长，弗登于籍”的状况。如福州府福清一县旧额鱼课米就有七千石，其后某年所征才及四千石，地方官徐贡采取灵活措施，将渔户一一核实，新户各只按半征收的办法以补旧额之缺。[8]明代后期各地鱼课米大多折征银两，万历六年（1578年）福建全省鱼课米银总计达七千一百两。[9]据黄仁宇先生估算，明代杂税项目中渔税一项总计五万八千余两[10]，则福建一省即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海禁初开时，对沿海渔船，“州县既征渔课，海关复税梁头，民甚苦之”，朝廷采纳了福建巡抚张仲举的奏言，规定渔船大小凡梁头七尺以上的折算为五尺二寸，向海关输纳；凡梁头在五尺以下的向本县输纳，梁头税统归地方官征收。[11]
据清代闽浙总督郝玉麟奏，福建省渔业课税沿革如下：鱼课一项始于五代，一直延续到清，分征于侯官等三十六县各澳的渔户。清代又新增渔税一项，分征于闽县等十五县和南澳军民一厅，不仅向各捕鱼为业的渔船征收，出海的小商船也要缴纳，渔税征收多少有定例。又有船规一项，分征于侯官等十三县。船规这一项课税名目是按陋规征收的，不管是输关还是输县的大大小小商船、渔船都要缴纳。郝氏奏云，鱼课之征相沿已久，毋庸裁革，“但澳有涨荒，船有歇业”，请求按照田地之例而分别涨荒豁除原鱼课；而对于新开之澳，新造渔船则仍应按年输纳。至于渔税一项，郝氏认为岁有常额而船无定数，原来不按船的大小定税，而按船只的多少均征的办法很不合理，胥吏容易乘机上下其手而做假，他请求也依照田房税银之例，分上、中、下三则起科，而不拘泥于原来的定额数，收到多少上解多少。对于船规一项，郝氏则认为“殊属额外重征，应请革除”。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并从其奏，豁除了额外重征，并免除了沿海采捕鱼虾的单桅船的渔税。[12]
以往关于历代渔户人口数量的研究并不多见，仅见于吴智和[13]、王毓铨[14]、曹树基[15]等少数学者的论著中，但也因其不是专题论述而未有系统研究。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资料奇缺所致。曹树基先生在关于明代人口史的研究中说，明代“户口统计中没有‘渔户’的记载”，此言可能失之偏颇。事实上，不管是内地渔户[16]，还是沿海蛋民，笔者都曾在明代文献中发现相关记载。
沿海地区无地可耕，“全赖捕鱼腌贩，以为仰事俯育之资”。清人汪志伊言，清代时福建沿海港澳共三百六十余处，每澳所泊渔船“自数十只至数百只不等”，合计舵工水手“不下数万人”，加上他们的眷属“又不下数十万人”[17]。不仅福建，中国东部沿海情形大多如此。如曾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亦言，“江苏沿江海州县捕鱼为业者甚多”，“江苏自川沙迄赣榆二十二州县，滨临江海，渔户约数万人”[18]。
以上为文献中清人言及清时沿海地区的渔民人户数量，从已有文献来看，明代时的渔户数量当不在此数之下，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一一《鱼课米》、卷五二《廨署志》载：
兴化府河泊所，管下地方芦浦、塘东、溪东、东门、新度、园头、下浦。业户分作六干，海船干、溪船干、沟船干、网船干、罾干、挑贩干，各色业户三百六十五户……莆田县莆田河泊所，管下延寿、望江、待贤、孝义、仁德、尊贤、六里、新桥、江口、浯塘、三澳、鱼扈、小山、东余共十四所，网门下黄竿山一十所。业户分干不等，计九百八十户，船丁三百名……黄石河泊所，管下连江、南匿、莆田、景德、国清、安乐、灵川、兴福、八里、东山乡邹港、埕口、宁海、林墩、大湖、五澳、石扈三十八所，网门一百所。各色业户计七百九十一户，网丁哨丁共二百八十三名……莆禧河泊所，管下醴泉、武盛、合浦、新安、崇福、奉国、六里、黄崎、蛎前、小屿、后山、南哨、贤良、吉了、魏澳、八澳、石扈八十八所，网门六百二十一所。各色业户计八百三十六户。
从以上一段文献可知，明代福建省兴化府共设有四个河泊所，各河泊所管辖有若干个不同的水域，渔业从业人户细分为海船、溪船、沟船、网船、罾、挑贩等若干类。四个河泊所各色业户总计达二千九百七十二户，如每户按五口计，则兴化一府即有近一万五千渔民。
笔者以所搜集的明代少数府县的渔户数量为基础，参以各府州县之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所征之鱼课米数，按一定比例估算出明代福建省各府县之渔户人口数，借此比较说明各府县渔业分布之差异。
表3 明中后期福建省各府县鱼课米、渔户、渔民人口数及各府渔民比例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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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弘治《八闽通志》卷二〇至二一、嘉靖《邵武府志》卷五、嘉靖《福宁州志》卷三、嘉靖《建阳县志》卷四、嘉靖《龙溪县志》卷四。
福建省各府之渔户人口按总数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延平、福州二府，鱼课米分别达万石、八千石以上，渔户数分别达四千、三千三百多户，渔民比例亦分占全府总人口的3.5%、2.46%；第二层，建宁、泉州、兴化三府，鱼课米在三千至四千石左右，渔户数为一千至一千五百户，渔民人口占全府总人口的1%—1.5%；第三层，邵武、漳州二府，鱼课米为一千至一千五百石，渔户数为五百户左右。
但如分析各府之鱼课来源，则其渔民分布又全然不同。福州、泉州、兴化、漳州四府滨海，鱼课米数多的各县亦均为设有河泊所的滨海各县，如福州府之福清、闽县、侯官、长乐、连江、罗源、福宁、宁德等县，兴化府的莆田县，泉州府的晋江、同安、惠安三县，漳州府的龙溪、漳浦二县。其中，福清、莆田、晋江三县鱼课米尤多，各县均达二千至三千石以上，渔户人口达五千至七千左右；其他各县征收的鱼课米也在五百至一千石之间，渔户人口在一千至二千之间。不在滨海的各县如福州府的怀安县、兴化府的仙游县鱼课米则较少，分别只一百至三百石，渔户人口只二百至六百。漳州府的南靖县尤少，鱼课米仅四石。滨海四府的渔民是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沿海型渔民，且渔民分布较集中，密度较大。
延平、建宁、邵武三府为内陆府，有鱼课米之征、设有河泊所的各县均分布在各大河流或支流沿岸，如延平府的南平、顺昌二县，邵武府的光泽、邵武二县位于建江中游及其上游的西溪；建宁府的建安、瓯宁、浦城、建阳、松溪、崇安六县位于浦溪、崇溪、东溪沿岸或各流交汇处；邵武府的泰宁、建宁二县位于梅溪、蓝溪沿岸；延平府的将乐、尤溪、沙县、永安四县位于将溪、尤溪、沙溪沿岸。这三府中以延平府的沙县、南平二县鱼课米最多，达二千至四千石，渔户人口多达五千至八千左右；政和、建宁、松溪、泰宁四县鱼课米最少，均在一百五十石以下，渔户人口在一百至三百人之间；其余各县鱼课米在五百至一千石左右，渔户人口为一千至二千人。一般来说，上游和支流各县渔民数量少，下游和河流交汇处渔民人口多。但总的来说，该三府的渔民人口分布较滨海四府要分散得多，密度也远较沿海小。而且，据笔者推测，与沿海以海洋捕捞为生的渔民不同的是，内陆河湖地区的渔民以淡水捕捞与养殖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