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利信仰
与水有关的信仰并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水利信仰”。虽然研究水信仰的资料十分丰富，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民俗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如王永平的《论唐代的水神崇拜》[97]、杨华的《楚地水神研究》[98]等。另外王孝廉有《水与水神》[99]一书，解读了中原与西南地区洪水神话及水神信仰。张亚辉著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100]，从晋祠出发，研究当地村落的灌溉史，强调了研究当地的水神崇拜的重要性。但是山西地区的地理特征与嘉定区别很大，因此两者的水神可比性不强。
1.水利信仰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地方的水利信仰，嘉定地区的水利信仰具有一定特色，大致看来，具有关涉水患与关涉运输两个特点。
其一，关涉水患。嘉定县有不少与水有关的神祇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然而这些人物与嘉定治水实际上并无关系。他们甚至都从未到过嘉定，更加不是嘉邑人氏，活动地区与嘉定相差十万八千里。如《黄渡镇志》中提到了章雍王庙。“三十三保一区五图，俗称张浦土地。由青浦城而东北四十里，吴淞江之阴有章雍王庙，在张浦庵侧，村人奉为土谷之神。”[101]吴淞江之阴指的是吴淞江以南，靠近青浦，有一座章雍王庙，这位章雍王即是楚汉争霸时期的雍王章邯。村中农民将雍王奉为土谷之神，即土地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雍王既然是称王于三秦大地，怎么会在东南一带出现呢？时人章树福对此有所解释：“旧传吴淞近海口，岁有霸王潮为患，故沿江所建神祠以保障田庐者多系炎汉功臣，以刘能克项也。”[102]原来以前吴淞江靠近海口，潮水汹涌，每年都有巨潮来袭，当地人将这潮水称为“霸王潮”，又有说项羽死后化为吴淞江神，发怒之时掀起滔天巨浪，使民不聊生。由于项羽名为霸王，却最后败于刘氏，所以当时的居民便沿江设立了一系列的以汉室功臣为主的神祠，取以汉代楚之意来保护田庐不受潮水侵害，可谓用心良苦。[103]
除此之外，另有猛将堂一座，地处吴巷乡朝四十二图，占地二亩有余，房屋八间。可惜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仅存一间。据《嘉定疁东志》记载，这里供奉的是汉室丞相萧何。因地处海滨，海潮十分凶悍，萧何昔年创立“九章律”，当地人便借此设立萧何神祠，用以震慑江湖，以求免遭灾祸。与嘉定东部接壤的宝山也有萧泾寺、马家弄、东新庙以及护民等十庙，所供之神都是萧何，因此旧时还有十兄弟之称。[104]另外娄塘镇同样有萧王庙，曹王乡还有一座相传是供奉萧何之后曹参的曹王庙，功能相似。当地人深受“霸王潮”之苦，因汉之名，期待能够克制潮水。从中可知，彼时潮水倒灌导致农田斥卤、水利荒废，为害极深，为一方百姓之心腹大患。
其二，关涉运输。神祇与水道交通运输有关者，如在嘉邑河图二号，有惠济侯庙，俗称金总管。《苏州府志》有记载云：“神姓金，汴人，初有二十相公名和随驾南渡，侨于吴而为神。子细，细之子昌，昌之子元七，从子曰应龙，皆封总管，漕运者祀之。”[105]清中期废。嘉定乃江南水乡，河湖水网密布，交通往来都要依靠水路。同时自明代以降，嘉定本地稻米产量极低，需要通过漕运输送外地米粮来解决吃饭问题，而嘉定盛产的棉花、棉布等，也需要运到别地贩卖。因此漕运者需要借助神明，以求运输过程一帆风顺。同理还有居于外冈乡的吴王土地祠，传说吴王刘濞凿盐铁河以运盐铁，水泽至今利赖，故土人立祠祀之。[106]
2.水利信仰的功能与效用
上文提到的嘉定水利信仰的一些特点，可以说是嘉定水利信仰的个性。除此之外，其亦有不少与其他地方信仰相似的共性，即先有治水功绩，然后为了表示对该治水的褒扬与纪念，相应产生水利信仰。同时，水利信仰形成之后，又会对治水工程产生促进作用。下文将对嘉定县两次与水利信仰相关的大型水利工程进行讨论，借此论述水利信仰对水利事业的促进作用。
其一，褒扬作用。例如，周中鋐专祠。初建于雍正朝的周中鋐专祠虽然位于当时的上海县，但这并不表明与嘉定毫无关系。周中鋐因吴淞江大坝屡屡不能合拢而殉职。比较大坝对两县的利害关系可知，对嘉定而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上海县。周中鋐，字子振，清代浙江山阴人。康熙中期他曾为江南崇明县丞，华亭知县。至雍正四年（1727年），周中鋐升为松江知府。雍正五年（1728年），巡抚陈世倌督浚吴淞江，当时周中鋐奉命承筑上海县陈家渡一带的大坝，在嘉定县杨林乡杨林寺暂住。当时潮水汹涌，屡次建成大坝快要合拢之时，均被冲毁。周中鋐心急如焚，不但捐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建筑，还和河标把总陆章亲自乘船监督民夫把筑堤材料放下去。结果风势大水势急，陆章提出将小船靠岸再做计较，周中鋐说不可，最后船覆人亡。[107]富有神话色彩的是，屡筑不成的大坝此时却顺利合拢，仿佛是等待着周中鋐求仁得仁一般。周中鋐殉职后，朝廷感念他尽忠职守，追封他为太仆寺少卿。当地百姓追念周中鋐的恩德，于是便在靠近黄渡镇的上海县万安渡处建立一座小庙，立碑塑像长年祭祀，以示不忘周太仆之恩。
百年之后的道光七年（1828年），苏州藩司梁章巨、护理苏松太道陈銮在奉旨疏浚吴淞江时，同样遇到了大坝无法合拢的情况。据说是连日遇到东风大作，潮势汹涌异常。同时，施工的曹家渡一带又逼近海口，潮汐冲刷，两岸的沙土十分松浮。陈司道亲自前往督办，发现天气状况奇差，实在是难以施工。后来听闻当地人说，江岸有周太仆祠，一向有灵验之称。陈司道亲自前往祠庙祷祝，并且在坝头设下祭台，沉没牛羊作为牺牲。顷刻之间，东风转为西风，海潮消退，当天傍晚大坝便顺利合拢。道光八年（1829年）二月，施工进入尾声。江苏巡抚陶澍主持开启大坝仪式，同样在周太仆祠上香祈祷，此时“西风复作，海潮消退，清水建瓴而下，内外刮刷，全河一律深通。自始至终，险工获佑”。随后陶澍上疏皇帝，请求为周中鋐建立专祠，“该处士民，追思旧泽，私建小祠于吴淞江畔，岁时报享，祈祷皆应。今挑浚吴淞，复著灵异，佥请建立专祠，春秋致祭。……是周中鋐为国宣劳，精诚不泯。生前既因筑坝死事，殁后复以捍潮效灵。功在吴淞，洵为昭著”。陶澍认为周中鋐因筑大坝而殉职，死后对水利念念不忘，继续显灵抵捍海潮，实在是鞠躬尽瘁，值得进入庙堂永享香火。同时他还指出在吴淞江岸建立神祠的必要性：“（臣）等伏思东南财赋，莫重于苏、松，而年谷顺成，必资乎水利。吴淞江为众流入海之要津，实东南水利之关键。”苏松两地历来是国家财赋重地，作为农业社会，保证丰收的关键之一就是水利。此外，“惟频海施工，极为艰险，乃当堵筑大坝，于势甚危急之际，化险为平。工竣启坝，复俾潮回清注，畅刷深通”。吴淞江通流入海，在濒海之地施工十分艰难，顺利建成大坝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此处建立专门神祠用以威慑江海十分必要，何况江岸本来就有一座旧的小祠，只需在旧址扩充修葺，无须另择他处，并不麻烦。于是在道光八年末，奉旨重修周中鋐专祠，即位于今上海县陈家渡附近。[108]
官员们往往利用神祇来增加人们对兴修水利的信心，加强人们团结一致抵御困难的凝聚力。这些为水利事业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父母官们，也成为后来者的榜样。陶澍请求建立专祠，一是要纪念这位死而后已的父母官，表彰他的杰出成就和不凡精神；另一方面仍然是提醒朝廷，水利建设之重要，建设之时之艰难，绝对不可轻视。
其二，调适作用。例如，沪渎龙王庙。水利信仰在某种时候对水利工程有着指导性的作用，通过利用人们对神明天然的敬畏和信任，排除不利于治水的各种因素，从而万众一心，起到使水利工程顺利开展的正面效果。嘉定沪渎龙王庙就是一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水利信仰是如何发挥其正面的引导作用的。沪渎龙王庙位于嘉定县黄渡镇咸号十九图，吴淞之阳，黄渡之阴（江南曰阴，江北曰阳）。其具体位置应该是在今黄渡镇东边境。清嘉庆年间，里人改为土地祠。光绪六年（1880年）该祠坍塌，如今难觅其遗址。早在民国时期的黄渡镇地图上，就已经没有沪渎龙王庙或者土地祠的一席之地了。
据《黄渡镇志》记载，该寺庙因元大德八年（1304年）海道千夫长任仁发成功治理吴淞江而建。后斗转星移，江流变迁，吴淞江于明天顺年间再次严重淤积，影响周围农田水利，治理之事刻不容缓。在正式议定疏浚工程之前，当地人曾在沪渎龙王庙前发掘出一块大石，石上有刻字，字云：“得一龙，江水通。”[109]当时嘉定县令是为龙晋，时人便将此“龙”与彼“龙”联系起来。之后疏浚果然是一帆风顺，不但效率高，仅一月不到的时间就已经使江水复通，迤逦入海，而且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即使大雨如注，沿湖数郡的居民也未受灾害，甚至在秋季以后还收获庄稼，更有“民获灌溉者数年”的说法。这不可不说是龙晋治理之功。
事实上，这场水利工程伊始就遭受了异常多的阻力与质疑，外界的声讨与反对声都是层出不穷。即使是在嘉定县令龙晋向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崔恭提出疏浚请求，崔恭向一些下级官员以及当地乡绅咨询的时候，反对者都是“沮之者十恒八九”。这些反对者们各有各的考虑和私心。明人范纯在自己的笔记中记录道：“盖无远虑者，安于苟且不肯为；无擘画者，窘于财力不能为；据为业者，擅其利息不欲为。”[110]那些保守的缺乏远见的官员，认为多做多错，一动不如一静；还有些官员认为财政消耗过大，实在是负担不起；更有不少依靠吴淞江贩运货物的商人，生怕疏通之后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当然持反对意见。这些反对者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官之由沮二，民之由沮一，不曰其涂皆滟沙，软不胜人，则曰其通塞由天，匪人能胜；不曰人不能胜天，则曰其通必岁月，计其塞可旦夕待。言人人殊，喧若聚讼……”[111]这些人不是说吴淞江边滩涂泥沙积聚，极其柔软，难以支撑民夫劳作；就是认为江流的通塞由天不由人，非人力可以勉强为之；甚至还推托说江流的通衢需要时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所以慢慢等待方是上策。凡此种种，不一枚举。
龙晋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舆论时，并未退缩，而是以详细调查后的事实向崔恭进言，对那些反对者的论据一一进行辩驳。他指出：“湖水清、海潮浑，江泄湖入海，使清水势弱、浑潮势强，譬之天理微而反不能胜人欲之炽，故泥淀积而江淤塞矣。然淤塞既久，渐成平陆，非人力何以决治之，谓江通塞由天者，谬也。泥淀之积，旬月即坚，况百余年乎，谓涂皆滟沙者，妄也。为今之计，疏凿江流接湖之处，既深且阔，使清水大来，以衝涤浑潮，泥淀无容停积，则江通必久，譬之人欲克去则天理日明，理之自然，谓江塞可待者，诬也。”[112]江湖入海，使海潮反馈，日积月累，当然是泥沙堆积导致江湖淤塞，如果不依靠人力来疏浚，何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疏通江湖衔接之处，使上游清水大来，冲击泥沙，下游淤泥无从停积，江水自然就通了。崔恭经过实地调查，也赞同龙晋的主张，便饬令三县协同治理，终于使这一场河道疏浚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其中，固然龙晋本身是据理力争，崔恭作为上级官员也是实事求是，但是沪渎龙王庙的影响力亦是无可厚非。范纯的《重修沪渎龙王庙记》最后一部分提到，“然有此江则有此神，神之灵否又系江之通塞，而祀事亦因以废兴，故敬为书治江之本末与已试之明验，以告来者，使嗣图之，则江由之永通不塞，而神之灵将日昭赫，其祀事亦有所托而相与无穷也”[113]。再回头去看之前的谶纬，所谓“得一龙，江水通”，好比是一种暗示，告诉人们有了“龙”，江水必然通，而龙晋姓龙，是不是由龙晋来主持的疏导工程，就一定会成功呢？
事实上的确是非常成功，所以沪渎龙王庙是“已试之明验”。说到底，庙前挖出一块大石头有什么稀奇？石头上的字迹又怎能证明是天然形成而不是后人加工？或者是当时的水利官员为了令人们信服、从而扫除阻碍疏浚吴淞江的势力而故意为之，造成先声夺人的形势，令舆论有利于己也未可知。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块石头，的确成了龙晋顺利说服当地人的一种依据，连江神都支持龙晋，平民百姓岂有不听从之理？此后直到隆庆年间，吴淞江又面临淤塞之难。当时有童谣曰：“要开吴淞江，须等海龙王。”[114]不多时，海忠介公海瑞到任治理，同时分督者有苏州推官龙宗武等，里人方知这句童谣乃是两人示兆。这段典故与龙晋之事何其相似！后人可以说前人迷信，但是这种迷信给予了当时人们一种精神力量，令人们在实施水利工程时勇敢克服困难，拥有必胜的信念，同时也便于上级官员的管理与协作。至于清嘉庆年间，里人将其改为土地祠，土地公所管辖的范围似乎比龙王更加宽泛，除了风调雨顺，还要福荫一方收成。这是否也是沪渎龙王庙灵验的一种延伸，人们对其信任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