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综观作为县域水利社会的嘉定，考察其特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其一，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的兴修需要动用到各方各面的人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利工程是一条将上、中、下三个阶层不同身份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对上层官员来说，河道的疏通、水利设施的修葺关系到政绩，对将来的升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中间绅衿阶层来讲，他们是上下两级信息的传递者，协助官员修浚水利可以维护家族在地方的威信，这些家族往往是豪门大户或者是田产租赁给佃户的地主，水利的兴修对于他们的日常经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底层百姓而言更是如此，农作物的收成是他们经济生活中最关键的问题，而农作物收成好坏的决定性因素自然就是水。同时，作为兴修水利的工匠，在灾年毫无收成的情况下，参与疏浚河道可以将工代赈，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正因为在嘉定县，参与水利工程的开动是一桩频繁而又劳师动众之事，因此才会发展出自己一套特有的水利赋役制度——夫束。大部分担当夫头之人都是田产较多之人。这就说明这套水利赋役制度的分配方式是按照“谁得利、谁出力”的方针，力求公平公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间水利兴修的主导，并非官员，而是中层。从嘉定县水利纠纷的特点来看，矛盾的最关键问题在于资金。太湖下游水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嘉定县不会出现争水械斗现象，也不会因为用水与邻县发生矛盾。但往往会因为在河道的治理中，产生对归宿权的疑问，而归宿权的问题，最终就是出资的问题。资金的问题一旦解决，治理河道就十分顺利。可以说，嘉定县的水利纠纷是温和的、文雅的，但又功利的。
其二，水利经济。嘉定县历代遭受重赋之苦，甚至有一县之赋等同于一府的说法。在这种重压下，不得不谋求制度上的应对，来应付高额赋税。于是，需要大力发展水利，以保障农田能得到有效的灌溉，从而获得更多的农产品。根据县志记载，历代都有官员或者文人志士关心水利，水利志中记载的各人对水利的看法与观点十分丰富，还有不少官员甚至在疏浚过程中下死命令。这无一不是说明，水利的兴盛等同于经济，有水利就有农业，农业能够发展，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赋税也能够得到解决。在经历万历漕粮改折之后，嘉定县经历了一个从种植自然作物到种植经济作物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仍然是在政府高额赋税政策下的一种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却是嘉定人对经济利益的本能追求。在改变种植种类之后，嘉定县仍然需要水利来作为生产保证。这是因为棉花虽然抗旱，却怕涝。水利工程的修葺不仅仅是对灌溉负责，同时也要在雨水充沛之年，保证积水能及时消退，避免水灾。
其三，水利文化。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讨论嘉定水利的文章，着力点都在于如何治理吴淞江，使太湖下游之水去势顺畅，避免河道拥堵。吴淞江通，对其余河港汊道的治理便相对容易。其次是对嘉定水利信仰的列举与分析。嘉定水利信仰有两大特点：一是县内供奉的神祇多是历史名人，当地人因苦于海潮，故采用相生相克的原理，利用改朝换代的胜利一方来克制失败一方，在思想上有寄托，希望能避免水患的发生。县内水道四通八达，水上交通是该地居民重要的出行渠道。因此还有些神祇乃是漕运之神。二是水利信仰对水利事业有褒扬和促进的作用。由于水利事业开展不易，因此往往会有尽忠职守的官员为之牺牲，为殉职的官员建立专祠，既是对逝去的人表示尊重，同时古人历来有祈求先人庇佑后辈的传统。这些专祠也是人们在治水时的精神寄托。水是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保证，即使是游牧民族，也需要寻找充沛的水源来保证生息繁衍。嘉定县虽然自然条件优越，但为了保证农耕的顺利进行，必须创造同样优越的水利条件。其实不仅嘉定县如此，嘉定县仅仅是本文用之作为苏松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来进行讨论，其他县大同小异，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能对整个苏松地区的水利社会有所了解。
咸丰《黄渡镇志》卷九《杂类》，第161页。【注释】
[1]彭雨新等：《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
[3]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冯贤亮：《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以平湖横桥堰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第38—55页。
[5]熊元斌：《清代浙江地区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办法》，《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第48—59、67页。
[6]冯贤亮：《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7]吴滔：《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97—110页。
[8]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第87—91页。
[9]廖艳彬：《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16页。
[10]汪家伦：《历史时期太湖地区水旱情况初步分析（四世纪一十九世纪）》，《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11]陈家其：《南宋以来太湖流域大涝大旱及近期趋势估计》，《地理科学》1989年第9期，第43—52页。
[12]陈家其：《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初探》，《地理科学》1989年第1期，第25—33、95页。
[13]冯贤亮：《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14]毕家顺：《嘉定县水旱灾害分析》，《上海水利》1994年第2期，第53—55页。
[15]张启秦：《望仙桥乡志稿》卷七《灾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16]〔清〕汪曰桢：《南浔镇志·志廿·灾异二》，同治二年（1863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11—12页。
[17]〔清〕赵定邦等修，丁宝书等纂：光绪《长兴县志》卷九《灾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782—783页。
[18]童世高：《钱门塘乡志》卷一二《灾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19]〔清〕金吴澜等修，汪堃等纂：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24页。
[20]光绪《长兴县志》卷九《灾祥》，第784页。
[21]冯贤亮：《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第162—170页。
[22]吴滔：《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16页。
[23]〔清〕程其珏辑：光绪《嘉定县志》卷五《赋役志下·蠲赈》，《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八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24]〔清〕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二三《杂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七册，第984页。
[25]光绪《嘉定县志》卷五《赋役志下·蠲赈》，第116页。
[26]章树福：咸丰《黄渡镇志》卷四《开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27]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34页。
[28]同上书，第135页。
[29]光绪《嘉定县志》卷五《赋役志下·蠲赈》，第120页。
[30]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39页。
[31]同上书，第150页。
[32]〔清〕钱以陶：同治《厂头镇志》卷一《夫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9页。下同。
[33]〔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学·建闸》，中华书局，1979年，第100页。
[34]［日］稻田清一：『清末、嘉定県の「夫束」について--その納税=徵税機能卷中心に』，『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24号，2000年。［日］佐藤仁史：『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徴税機構改革と政治对立—江蘇省嘉定県の未束問题を事例に』，『近きに在りて』第39号，2001年。为便于读者查阅，书名用日文。
[35]〔清〕宋如林修，莫晋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一〇《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
[36]嘉庆《松江府志》卷一〇《水利》，第252页。
[37]同治《厂头镇志》卷一《夫束》，第10页。
[38]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28页。
[39]陈树德：嘉庆《安亭志》卷二《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40]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45页。
[41]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50页。
[42]同上。
[43]同上书，第141页。
[44]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29页。
[45]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29页。
[46]同上书，第31页。
[47]同上。
[48]〔清〕钱肇然编，王健标点：嘉庆《续外冈志》卷二《水利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49]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38页。
[50]同上书，第151页。
[51]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29页。
[52]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二《水利志》，第31页。
[53]范钟湘修，黄世祚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六《县自治》，第12页。
[54]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第59页。
[55]熊元斌：《清代浙江地区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办法》，《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第54页。
[56]胡其伟：《民国以来沂沭泗流域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7]王培华：《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及其原因——黑河、石羊河流域水利纠纷的个案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78—82、116页。
[58]〔明〕韩浚修、张应武纂：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刊本，第25页。
[59]自治会编辑：《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光绪铅印本，第4—5页。
[60]《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16页。
[61]同上书，第19页
[62]同上书，第7页。
[63]同上书，第8页。
[64]《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9页。
[65]民国《嘉定县续志》卷四《治迹》，第17页。
[66]吴馨修、姚文枬纂：《上海县志》卷一一《工程》，《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750页。
[67]《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1页。
[68]《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8页。
[69]同上书，第9页。
[70]同上书，第31页。
[71]《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11页。
[72]《南翔近事调查录之二（争河案略）》，第6页。
[73]同上书，第34页。
[74]同上书，第37页。
[75]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45页。
[76]同上。
[77]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48页。
[78]同治《厂头镇志》卷一，第14页。
[79]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48页。
[80]同治《厂头镇志》卷一，第14页。
[81]张允高、钱淦等：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二《水利志》，《中国方志丛书》，民国十年（1921年）铅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6页。
[82]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七《艺文志》，第557页。
[83]孙景超：《宋元至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志书述评》，《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7期，第39—44页。
[84]冯贤亮：《明代江南水利简史一种——介绍〈明江南治水记〉》，《文献》2000年第1期，第251—259页。
[85]刘春燕：《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及其〈水利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66—71页。
[86]汪家伦：《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初探》，《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第72—80页。
[87]汪家伦：《郏亶和他的〈水利书〉》，《中国水利》1983年第4期，第47—48页。
[88]邹逸麟：《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第158—164页。
[89]孙景超：《宋元至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志书述评》，《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7期，第42页。
[90]〔明〕张翰：《皇明疏议辑略》卷三四《河渠》，明嘉靖刻本，第3—4页。
[91]〔明〕归有光撰，〔明〕归子宁述：《三吴水利录》卷三《周文英书一篇附金藻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44页。
[92]〔明〕归有光撰，〔明〕归子宁述：《三吴水利录》卷三《周文英书一篇附金藻论》，第44页。
[93]〔明〕归有光撰，〔明〕归子宁述：《三吴水利录》卷三《周文英书一篇附金藻论》，第44—45页。
[94]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上·水道》，第133页。
[95]〔清〕金友理撰，薛正兴校：《太湖备考》凡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96]〔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97]王永平：《论唐代的水神崇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17页。
[98]杨华：《楚地水神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第98—104页。
[99]王孝廉：《水与水神》，学苑出版社，1994年。
[100]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民族出版社，2008年。
[101]咸丰《黄渡镇志》卷九《杂类》，第161页。
[102]同上书，第161-162页。
[103]咸丰《黄渡镇志》卷九《杂类》，第161页。
[104]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九《坛庙堂》，第222页。
[105]〔清〕李铭皖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七《坛庙祠宇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光绪《嘉定县志》卷三一《祠宇》，第632页。
[106]嘉庆《续外冈志·寺观》，第25页。
[107]光绪《嘉定县志》卷六《水利志下·水道》，第135页。
[108]《陶澍奏为吴淞江岸建周中鋐专祠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5页。
[109]咸丰《黄渡镇志》卷一〇《祥异》，第177页。
[110]咸丰《黄渡镇志》卷九《杂类》，第159页。
[111]同上。
[112]同上。
[113]咸丰《黄渡镇志》卷九《杂类》，第159页。
[114]咸丰《黄渡镇志》卷一〇《祥异》，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