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束”制度的产生及其积极意义

历来地方水利不能动用国库，因此治理内河的重任就由本地人民自己担当。随着治水经验的不断累积，逐渐形成了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利用民力，治理民田。

1.“夫束”的沿革

最早原形或许是明初按图设立塘长一职，专事治水。后来豪门望族或田产多之家例可免役，而贫穷困苦者又无力应役，造成地方水利不兴。为了打破豪门有力之家不兴工的传统，夫束则应运而生。正德年间，给事中吴岩在《水利工计疏》中就建议按田亩派征水利费用。他说：“臣以为水利为田而兴，财力亦必计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35]嘉靖十一年（1532年），大理寺丞周鸣凤也提出：“一应筑圩夫役，但系工程简易者，就令本圩有田得利人户，不分官民，一体计亩起拨。”^[36]这应该就是以后沿塘董事协贴或得沾水利之田均匀捐给的由来。后逐渐发展为按田起夫。

所谓按田起夫，是依据古法井田制，一夫受田百亩，故百亩称之为夫。一般来说，“上区百亩，中区百六十亩，下区二百亩”^[37]，即上好质量的田区，以百亩为一夫，次之的田区以一百六十亩为一夫，最下者二百亩为一夫。田多者为夫头，田少者为协夫，每隔十年根据田产的归属情况进行轮换。可见，夫束的效果正是要使“专司浚河，绅民一律”。因此，《钱门塘乡志》谈到夫束时说：“遇有河工，夫头各率协夫，分段疏浚，取通力合作之义。”^[38]

2.“夫束”的积极意义

在早期，夫束这种水利赋役制度还是给嘉定县水利带来不少正面影响。作为修建水利工程的民间力量，是对政府官员主持河道治理的补充，起到协助政府治河的作用。如雍正五年（1727年），副都御史陈世倌奉命疏浚吴淞江。当时王之纶曾记载：“……随檄令嘉定、上海、青浦暨新分宝山、南汇、福泉……每县该夫五千，本县照图摊派，每图里差承值塘长雇募一夫，浚工两方，给帑一两八钱，冬仲赴工，岁除未竟。”^[39]

再有咸丰七年（1857年）疏浚吉泾塘，“长一千三百五十三丈，将工代赈，案内给方价事成之半，余由沿塘夫束捐贴”^[40]。咸丰六年（1856年）大旱，将工代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酬劳支出，但毕竟还有许多硬开销是不能避免的，因此需要得沾水利的农户补贴。同治四年（1865年）浚东北境的双塘，也是如此：“北双塘一千五百七十五丈有奇，带征刘河，经费内拨款兴挑，不敷处沿塘夫束捐贴。”^[41]同年还疏浚东黄姑塘，也是这样：“柏家桥起唐家坟止，一百九十二丈，带征刘河，经费内拨款开挑，不敷处沿塘夫束捐贴。”^[42]此外还有同治七年（1868年）疏通西南境干河盘龙江，“长二千二十丈，分作十分，嘉定四分六厘、上海四分四厘、青浦一分。前二年禀浚时，刘河未竣，不便动编，由诸翟镇募愿充费，不敷处得沾水利夫束津贴”^[43]。

以上这些河湖水道的治理，无不因为夫束制度而受益。吉泾塘、双塘等相比吴淞江、刘河等都是次一级干流，兴挑不可动支大帑。上文提到的双塘，也是因为带征刘河，才允许经费内拨款，但是不敷之处就需要农户进行补贴。同样，上文的疏浚盘龙江一案，因为启动工程时刘河未浚，不能动用国库资金，只能依靠地方募捐来募集资金。因此夫束制度对地方河流的水利工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并不是所有田多者都可以按时应工，如有年老体弱或者家中变故不能任工之人，一般是按夫折价，以价来雇用工人开工。这就称之为夫束的编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