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地区的渔盐税率及其管理
岱山设盐场，始自宋端拱二年（989年）。昌国场、东江场、芦花场都设在舟山岛，岱山场和高南亭场则都在岱山岛。元大德中改岱山场为司，延祐中仍复改为场。明正统二年（1437年），裁革盐场，盐课归并于大嵩场，属镇海，各场遂废。民国元年（1912年），始在岱山设场，这时距明正统二年裁废而复设，已经隔了三朝。民国三年（1914年）盐务署命令，限五年内，煎盐一律停止，改运晒盐。余姚、岱山两场成了著名产区。[20]
岱山“岛民有盐板二十五万块，产盐数额，年计六十万担，为本省第二大盐场。渔汛时期，台、象、奉各帮渔民，多来岱山配用渔盐，故渔盐之盛，甲于全省。盐税所入，数亦可观”[21]。设在岱山的盐务机关，“有岱山场，秤放局，五属公廒，税警第五区第三十四队等。秤放局长司管理食盐渔盐事项，五属公廒专管收放，缉私则全由税警队担任”[22]。
岱山渔业之盛，居于全国之冠，都以岱山为渔盐供给地。渔盐用户，可分船用与厂用两种。渔船小者，每季（即一渔汛）用盐三四千斤，大者七八千斤，最大者在万斤以上。厂用者系各岛专做腌鲞之厂家所用。其用盐之多寡，以渔汛之衰旺为断。亦有做淡鲞不用盐者，如台州之松门、楚门。著名之台鲞，即淡鲞也。而舟山各岛，则做淡鲞者少。论渔盐之用别，则有鱼盐、蜇（水母）盐、蟹虾盐等之别。鱼盐以黄鱼、乌贼为最多，而海蜇用盐比鱼则更费。[23]
关于渔盐税率问题，1918年3月2日盐务署颁发《修正盐税条例文》，第二条规定“每盐百斤税3元，但工业、渔业用盐不在此限”[24]。“食盐税率之种数，当民国三年仅食盐一项，税率已共约有305种，历经稽核所裁并”，至1934年，“已减至90种，最低自陕西每市担4角，两浙每市担8角，至最高者为扬子四岸，每市担连同附税共计10元4角”[25]。据录自盐务总局所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盐务稽核所年报可知，1934年“食盐平均税率每市担为5元5角2分，渔盐、工业用盐本年税率仍为3角”。1935年国内食盐平均税率每市担约为5.54元，与上年相差无几，渔盐税率每市担最低仍为3角，最高则升至1.05元，工业用盐的税率较之渔盐则大大下降，每市担仅3分。1935年国内放盐总数3899万市担，其中免税盐、工盐、副产品等298.8万市担，渔盐未计入298.8万之内。各地税率中，最低者为陕西富平等8县，每市担4角，及两浙芦沥、定海，每市担8角。最高为扬子四岸，每市担共计10元4角（见表4）。[26]
表4 1934—1936年放盐总数、食盐平均税率及渔业、工业用盐税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二卷进行统计改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5—261页。
1936年国内食盐平均税率每市担仍约为5.5元，渔盐税率每市担最低降为2角，最高仍为1.05—1.2元，工业用盐则免税者占92%，其余每市担税率仍仅为3分。全年国内放盐总数4460.2万市担，其中食盐一项共计3772.4万市担，免税盐、工盐、副产品、出口盐、渔盐共计690.3万市担。渔盐已被计入这一轻税或免税税率范围内。[27]
上述食盐平均税率约为5.5元，据表5可知，实际上有些食盐税率尚远在这一平均数之上，自1934年至1936年的三年当中，食盐税高达6—8元、8—10元和10元以上三个档次的也都在15%左右。与表4中数据对比可知，渔盐税0.3元的税率相较食盐税率轻上数十上百倍。清光绪初年，虽设有商仓收盐，每年所收者，不过岱山所产盐之半数。其余皆为渔盐。每逢渔汛旺时，商仓甚且停止收盐，专供渔户购买，否则就可能发生聚众闹盐之风潮。可见岱山以渔盐为主体，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渔盐税，按清代制度，由宁波提中营发给，每引可配给盐八百斤，课税甚微。舟山群岛因捕鱼腌鲞晒盐，同在一处，一般就近多用岱山所产的盐。民国三年，盐务稽核所规定两浙渔盐税率为每担2角，相比其他各省，又大为减轻，而渔民仍然反对。结果每担名为课税2角，而实际上有三四百斤盐，如此则每担不过5分钱。暴动案发生的1936年，规定每市担盐要严格按照3角钱课税，如此则渔盐税率较之前骤然增长六倍，渔民如何能忍受？因此，渔盐税率的陡然增加实为渔民反抗并发生暴动的主因，于是空前之惨剧，遂由此引起。[28]
表5 1934—1936年各种税率放盐数量所占百分比
续 表
资料来源：据《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二卷第255—261页的资料进行统计改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