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航运与湘湖的关系
萧山地处钱塘江南岸，乃是浙东与浙西交通的重要连接点。向北可由西兴、渔浦等渡口过钱塘江，达杭州，经大运河北上；向东可沿浙东运河到达绍兴、宁波；向南可溯富春江及浦阳江抵金华地区。因此萧山在古代的行政职守标记上就被冠以“冲”字，即地处要冲、交通繁忙者。南宋定都临安后，萧山处首都和陪都绍兴府之间，并且依托杭州、绍兴、宁波这些大城市的经济，交通地位进一步提升。[109]
位于萧山西南的湘湖乃是萧山的第一大湖，与萧绍运河、西小江、浦阳江、钱塘江等主要河流都相通，四通八达。
1.通湘湖之河流
萧绍地区古来就是水乡泽国，湖泊众多，河网交错，水运较发达，通湘湖之河流如表8所示。纵横交错的水道不仅提供交通的便利，而且还犹如人体之血管，为九乡之农田输送湘湖水。
表8 沿湖五里以内之河流
资料来源：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民国十六年（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印本。
2.水路航运与湘湖放水河道之间的矛盾
湘湖创立之初，各乡民众时常因为配水不均而发生争讼、斗殴事件。为了使九乡之田能够平均地分得湘湖水，后来的多任县令制定、完善湘湖的用水规则，尤其是南宋淳熙年间顾冲制定的《均水约束》，不仅明确规定了九乡每亩农田的得水量为六丝八忽一秒，还依据不同地区的地势高低，将放水的先后次序分为六等，规定相应的放水时间，尽量做到各乡用水的均等。
湘湖放水之日，十八个霪穴先后打开，通过各河道流入田间渠道，等到水渠的水满后，再灌溉农田。由于湘湖的水量有限，因此在开闸放水之前，需在湘湖水流经的河道上筑坝拦水，放水日期过后再拆除。
宋时创湖之初，湘湖放水时需筑闸坝共24处，元代时又加筑徐家闸。
放湫口、盛家港，共筑坝九处：东阳桥一，东门吊桥一，新坝头一，霪头闸一，涝湖闸一，陆家闸一，学前一，西门两。放石岩穴、黄家霪、童家湫，共筑坝十二处：张龙桥一，赵家堰一，徐家闸一，水仙庙东一，张家堰一，塘里陈一，八里横一，霪头闸一，八字桥一，上洋一，新坝头一，后八字桥一。放横塘、河墅堰、塘子堰，筑两坝：村口闸一，和尚桥一。放凤林穴，筑两坝：潋堰一，天阊闸一。[110]
在筑坝拦水的36天内，行驶在河道上的商旅船只便无法通行，需等到放水结束后，拆除水坝才能航行。之后，一些船主为了私利，毁坝通航的事件屡屡发生。
景泰四年，得县丞王瑾于东小江不两月开通，徐家闸不一月修完。至于西江塘、白露塘，亦皆增筑高厚，民受其惠，孰不感之。知感者故多，而愚昧不知所自者亦有。能思患预防者，亦不可不知焉。惟徐家闸，在昔时无有。元初邑之耆士戴诚之者，以其地东接小江，旱则开闸，可引潮水入河。潦则开闸，可泄潦水入江。由是独出己资以建此闸，专济各乡旱潦，实不系古来大驿水路。近年有无籍船户，惟图一己之利，引诱盐商，假托显要声势，到即辄自开闸放船。当潦之时，外江之水，不免被其放入；当旱之时，里河之水，不免被其放出，为害不浅。[111]
同样，潋堰、天阊两处，“旧设闸座，年久损坏，闸底空虚。虽下闸板，水仍漏泄。每于交秋放湖，必须另筑土坝。而附近之义桥镇牙行因潋堰为通商河道，一经筑坝，客商多从他处行走，不能牟利，每为阻挠于前，盗毁于后”[112]。
湘湖之水流泄，九乡用水体系也就不可能实现设计者所期待的均平。湘湖创建之后，围绕着湘湖存废的斗争就一直存在，宋朝南渡后，贵族豪民侵占湘湖的事件更是不绝于耳。当然，也包括对放水穴及水坝的破坏，如湘湖北岸的郑河口。“郑河口为湖北水穴要冲，自西兴闸至钱清堰，计四十五里，中有运河。河之南即湖也，河之北为由化、夏孝二乡之地，每放湖时先于运河两头坝之，而决望湖桥下湖防以溉之运河，然后开郑家河口防（旧注，今为之郑家闸，然不知所在，或疑即盛家港。郑、盛字音之误，以县志望湖桥西有盛家桥可据也，然究与放水旧穴，俱不甚合）灌之二乡。望湖桥者水之所自出，郑河口者水之所自入也。缘郑河口防在张提举住宅之前，断以贮船，曰船坊；以植荷曰荷池，湖水不通者二十余年。”[113]可见，郑河口的堵塞使得湘湖水不能经运河而通由化、夏孝之田，此两乡近二十年无法引湘湖水，民受其害颇深。
湘湖放水时节的筑坝，不仅对航运不便，而且百姓每年还得承担修坝的费用和劳役。想要完整地延续这一水利制度，实在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三江闸的建成及萧绍水网体系完善后，萧绍平原地区的河网已初步具有了调节水量的功能。这时，也就不需要筑坝蓄湘湖水来灌溉农田，原来内河中的部分闸、坝就失去了相应的作用。到了清末时期，“萧邑放湖，除新义乡向设两闸之外，只以县城之东西门外各筑二坝，余无设坝之处。其所云十八坝尚系宋时创始之制，迨后河道变迁，遂多不用”[114]。
湘湖在创立之初，经杨时、赵善济、顾冲等多位知县的精心设计和管理，湘湖地区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九乡用水体系。钱杭教授运用共同体的理论，将其定义为“库域型的水利社会”，且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宋代时，虽也有豪民、权贵侵占湘湖，破坏用水体系，但总能够引起民众、乡绅的极力反抗，并及时修补。到了明代之后，侵占、破坏湘湖体系的活动日益猖獗，垦占、筑堤、造桥也集中于明清时期，民众有怒不敢言。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湖民孙凯臣趁湖水干涸，便筑堤于湖中。当上级视察水利，征求百姓对此事件的态度时，竟无引起多大的反应：“县出亲勘，而豪家势族反袒孙姓，阻九乡里老勿使赴议。惟一都四五六图，二都二图，涝湖村民蒋邦瑞、陈大缋等公呈争执。”[115]即使有识之士出来反抗，也落得悲剧的下场，如著名的“何御史父子事件”。之所以明清之后湘湖被大肆侵占，而民众的反抗（即排他性）没有像初期那样的强烈，关键还是湘湖发挥的作用及其地位的下降。
造成湘湖地位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即浦阳江下游河道的变迁及萧绍水利体系的形成。浦阳江的改道西流，除了割裂安养、许贤部分村庄，不再引湘湖水，也为将西小江改造成为一条内河提供了前提。
东汉马臻建镜湖（鉴湖），奠定了浙江山会平原的湖网水利格局。到南宋鉴湖彻底湮废后，山会平原就进入了向河网水系过渡的艰难时期。南宋以来的历任绍兴知府及各县知县在水利建设上也都做了不少的建设和贡献，如前面提到的彭谊建白马山闸、扩宽碛堰，戴琥广建排水闸、筑麻溪坝等。但始终没有将萧绍地区的河网水系统一起来，这也是萧山、山阴、诸暨各县经常为了水利建设而闹矛盾的原因。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汤绍恩建成三江闸，才标志着萧绍河网水利格局的形成。至此，萧绍平原有了可以合理调节水量的体系，抗旱防洪的能力大大提升。萧山东部平原也受此惠泽，广大农田在旱时也可引西小江之水，抗旱能力提升，以至于来苏、崇化、昭明三乡都不需要赖湘湖之水以解秋旱。
湘湖灌溉作用的削弱，水利地位的下降，使得原先的九乡之民已没有当初湘湖创建时的那种强烈的保护性及排他的欲望。这就纵容了沿湖居民对湘湖的垦占，也为湘湖砖瓦业、养殖业等其他形式产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反过来，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加速了湘湖的湮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