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湖体的演变
湘湖自北宋后期创建以来，至民国时期已历八百余年。在这八百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湘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五日水利委员会第一测量队队长陈恺《湘湖测量报告书》中称，全湖周围照此次实测计之共为五十二里有奇，全湖面积共为二万二千零四十二亩。湘湖面积的缩减是自然淤积与人为垦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湘湖湖域变化过程的特征，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1.宋代的保湖与废湖之争以及侵占的开端
自湘湖开创之后，围绕着湘湖存废的斗争就一直存在。宣和改元，即湘湖创建的第七年，就有豪民提出罢湖为田。当时议罢者少，议筑者多，意见不能统一。适值有提议罢湖的乡官被召入京，于是有里老十人跪请乡官视当年之旱涝而定湘湖之存废之事。旱则存之，否则听罢之。第二年秋，果然大旱，周边农田幸得湖水而避免了灾害，于是议罢不许。时民谣曰：“民有天，湖不田，脱未信，视此年。”[28]
不久，宋朝南渡，定都临安，萧山成了与京城隔江而望的县城。京城的达官贵族与周边的一些豪民相互勾结，一直窥视着湘湖，一有机会便废湖为田，占为己有。乾道二年（1166年），湖民徐彦明将湘湖献于恩平郡王璩，使请为田。后经县丞赵善济入朝力争及侍郎单君、丞相史浩之助，方得免于废湖为田。
淳熙十年六月十四日，有百姓王四四状论李百七等六人占湖为田。又十八日，王四一论褚百六等三人拦住，称不合使王四四论种湖田，用石头打背损伤，押往张提举宅。又据汪琚等十一人列状论王七盗种牛坊坞湘湖田极多，难计其数。及追到王七，供牛坊坞田并是张提举雇人插种。不知得亩步丘片，止追到褚百六、李四二、周十四三名，各从杖一百断罪，怨谤之生实起于此。如百姓汪宁、赵七、吴五、徐荣祖、周信厚、吴文荣或占为田，或占养鱼，或占种荷，或安置私穴盗水以溉己田者，重即解府断罪追偿。轻即就县行遣，尽复为湖。[29]
这里的张提举的真实姓名和具体的官职无从查考。提举是宋代以后设立的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当时的各种“提举”名目繁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张提举是在职官员或致仕乡绅，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威望，以至可以指使李百七、褚百六、王七等人盗种湖田，对那些议论的百姓施以暴力，私自用刑。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和用水规则的挑衅，而且使得周边的一些不安分的豪民纷纷效仿侵湖。种田、养鱼、种荷、盗水等破坏行为比比皆是，如不加以严肃处理，犯罪行为将日趋增多，湘湖也将有湮废的灾难。幸好钱塘顾冲来宰萧邑，他对萧山的水利事业，尤其是湘湖水利分外用心。他每次都是亲身前往实地勘察湖区状况，同时叫上各地的耆老，共同商议，将白马湖、落星湖、詹家湖、瓜沥湖等被侵占的湖田尽复为湖，将犯罪人等按律处罚。
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郭渊明任萧山县令后，发现湘湖有被侵占的现象，就决定进行清理。但里老与湖民关于湖界的问题争论不一。为了界定湖区的范围和判定湖民是否有侵占的行为，郭渊明的儿子出了个点子，进曰：“此易辨也，黄者山土，青黎者湖土也。”[30]次日到湖区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大起疏浚，且立为令，“凡湖东西两沿以金线为界”。金线即黄土和青土的分界线，黄土为山泥，青土为湖泥，将青土之上的建筑和稻田尽复为湖。
2.明清时期的垦占猖獗与清占
与宋代时的侵湖行为相比，明清时期的侵湖行为更加猖獗。宋代时，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地方设外监或外都水丞管理农田水利的建设。而到了明清时期，不设都水监，农田水利划归地方管理。“政府管大水域，乡村管小水域。”[31]因此，一些豪民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占湘湖，而敢于站出来与这些豪民作斗争的也是以当地的士绅为主。
明初洪武年间，县民苏原九因以佃官田坍入江内为由，将湘湖部分湖域开垦为田，以补所坍之数。每亩仍按官田性质，以秋粮五斗七升起科输官。永乐间，县民韩望等人，照例亦开湖若干亩为田，欲照民田起科，被张嗣宗告发。官府虽然禁止再开垦湖田，但承认了那些已开垦的湖田，并以“此田系湖中地，即官田也”，亦照官田五斗七升起科。自此之后，多有私佃湘湖高阜之地。
景泰四年（1453年），老人张昇、郑珪举呈本县，委县丞李孟惇将开垦人户苏原九、韩望、张伏义等所开田亩尽行清出，且计亩罚谷，共得谷一千六百余石，入官为赈济饥民之用。其后，高阜隙地悉禁栽种，但仍有湖民偷占。时南京吏部尚书、乡人魏骥告老还乡。魏骥感叹萧邑多旱涝灾害，心系水利，经常带领民众修筑麻溪、西江诸塘，尤其对湘湖水利特别用心。昔元明之间，湘湖孙、吴二氏侵占湘湖田众多，在永乐年间曾得到清理。但随后有孙全者复行侵占，魏文靖公以尚书致仕亲为恢复，并著《萧山水利事迹》一书，对湘湖的清占事实以及萧山的海塘、江塘、水闸等水利建设进行了记录。尽管魏骥已尽心尽力，但仍有部分被侵占的湖田没有得到恢复，病根尚在。魏骥去世之后，继承他的复湖事业的是他的门生何舜宾。
何舜宾，字穆之，号醒庵，萧山城西崇化人。历任行人司行人、南京试监察御史、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人称何御史。后因罪戍广西宁远卫，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遇赦回乡。[32]何舜宾回到萧山后，发现湘湖“利归两涯之家，湖占为田半之”[33]。尤其是孙全、吴瓒两家占田众多。何舜宾将占湖事件揭发，告到县衙。但孙全贿赂县令邹鲁，诬陷何舜宾是从广西私自逃回萧山的，并在押解何舜宾去广西的路上，将其杀害。何舜宾的儿子何竞为报父仇，屡次上奏朝廷，引起朝廷重视，重查此案。最终得以昭雪，并将邹鲁、孙全等人治罪，将所占之田、房舍尽复为湖，共“清出所占田一千三百二十七亩，堰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窑房屋二百十间”[34]。
从何御史被害的事件可以看出，侵占与清占之间矛盾的尖锐性以及占湖豪民的猖狂达到了贿赂县令、雇凶杀人的地步，也反映了孙、吴二姓在湘湖地区的势力。尤其是在弘治年间，隔湖而居的孙、吴两家结为婚姻，从此占湖为田，填土为窑，无所不为，对湘湖为害甚多。何御史事件的结局，是对孙全、吴瓒进行了治罪，但这并没有杜绝其族人继续侵占湘湖的不法行为。
正德十四年（1519年），湖民孙肇五复占湖。对此，乡官工部尚书张嵿、按察司佥事富玹，请御史中丞许庭光委分巡副使丁沂勘复。丁沂在了解完事实后，对孙肇五进行了治罪。为了加强对湘湖的管理，杜绝豪民对湘湖的侵占，制定了一套管理湘湖的制度，即：踏勘湖岸周围里数，分为九节，于由化、夏孝等九乡，每乡选报家道殷实、行止端正壮丁二名，充为湖长，派管湖岸。每一乡则管一节，若遇占种湖田、偷泄湖水人犯，允许湖长将其呈送官府并对其所获利益进行追罚。对土豪奸民有隐占官筑陂塘两月不还的，钉发辽东卫充军。若湖长通同豪民占种分利，不进行举报的，被人告发后就一体问罪。湖长任期满两年后，进行更替。湖长还肩负着监督湖堤安全和督修的责任。尽管制度森严，还是有人会铤而走险。
正德十五年（1520年），“豪横吴景琛等日渐纤侵。继乘江西逆豪事变，料官司无暇究理，放干湖水，大肆耕占。诡情具告水利道批府梁通判见行拘审，又夤缘喇虎张奇充为水利老人，并买串老人沈铎等，人户曹阳、周堂等扛帮妄证”[35]。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库书傅学明、武举曹声煌、革书吴士达、革役周登山等嘱坝夫王良千、韩圣如于湖心定山之北周筑土塘，围长三里许，圈田千余亩，希图霸占。
除了占湖为田对湘湖的湖体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填土置窑、淘土烧砖，也对湘湖起了不小的负面作用。宋元之际，沿湖已有湖民以烧砖为业，尤其是跨湖桥附近的孙、吴二氏。《萧山湘湖孙氏宗谱》中就记载，孙氏祖先宋元间迁至湘湖地区时，因无地可耕，世代乃以烧砖制陶为业。[36]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沿湖居民业陶者已有上百户。湘湖的定山、汪家堰、跨湖桥、湖里孙、窑里吴诸村，均以制砖瓦为业，时砖瓦已为湘湖大宗名产。
清康熙年间的蔡惟慧在《湘湖记》中记载：“湘湖岸可桑不可农，散落而居人家，大抵以陶为业，浚湖取泥，则水益深。”[37]因为制砖需挖湖中之泥，因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潭，有的深达十多尺。深潭的出现导致了对湘湖湖体的破坏，改变了原来湘湖水的流速及流向，破坏了原来制定的用水规则。清代毛奇龄就已经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做过论述。湘湖湖体本来就大体呈漏斗状，南北高，中间低。北部下湘湖地势高，各水穴在放水时也都排在放水秩序的前列，以保证地势高的地方能得到充足的水。南部上湘湖定山一带受浦阳江的冲击，易于淤涨。而这些砖瓦窑又多处于湖区的中部一带，这使得湖体中部地段愈深，水流易往中部流。而到了该放水的时间段时，由于水流向南北两端的流速减慢，有些地方还没等水流到农田处，放水时限已到，停止放水。原先“均水利”的体系被打破。
3.清末民初湖域缩减
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黄元寿组建厚正公司，提议开垦湘湖中的六千余亩荒地。由此，关于湘湖中的高阜荒地是否该开垦的争议不断，形成了主垦派与主禁派。
主垦派认为，他们所将开垦的六千余亩荒地，是湘湖中的高阜之地，开垦之后无碍于湘湖的蓄水功能，如不开垦利用，实为可惜。而且认为，自明代麻溪坝、三江闸建成后，部分需引湘湖水救旱的乡村已经不再引湘湖水，湘湖的灌溉范围与价值也相比前朝大大减弱。开垦湘湖荒地不仅没有坏处，反而有许多好处。如开垦之后可以招募当地的农民垦种，解决就业问题。垦殖公司所获利润中的一部分可用于建设学堂，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等。
但主垦派的提议遭到了九乡大部分民众的反对。候补知县赵世芬受命前往湘湖勘察后得知：
上湘湖南岸，定山南北及横筑塘等处各有涨涂及高出水面二三尺者为数无几，余皆高于水平或出水面一二寸者不等，饬令丈书逐一丈量。定山南丈得涂地一百三十八亩零，定山北丈得涂地二千三百五十一亩零。横筑塘丈得涂地二百四十亩零，杨家湾丈得涂地二百二十六亩零，山前吴暨汪家堰丈得涂地七百六十亩零，东汪丈得涂地七百四十二亩零，麻西墩丈得涂地一百六十八亩零，共计四千六百二十五亩零。该举人禀称六千余亩者，大抵就水落时而言。[38]
可见，那些湖中荒地大部分高出水面无几，而且是天旱水位回落时的现象，并非如主垦派所称的那样与湘湖蓄水毫无关系；主垦派还夸大了荒地的亩数。
这次光绪年间的开垦之请被否定后，主垦派并不死心。宣统二年（1910年），黄元寿再次提请开垦，再次被禁垦。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改朝换代，主垦派的虞祖恩、华士林、王树人、李昌寿等人组建湘利垦牧公司，呈请绍兴军政府，开垦湘湖田。军政府委绍兴府、萧山县召集士绅商议，在开垦与禁垦争论之际，民国三年（1914年）五月，突然有地痞雇外界棍徒，在湘湖边搭厂，将上湘湖淤垫处标签开垦。幸得士绅报告县署，彭延庆率警队将其驱逐。
为了解决这个案件，1915年，巡按使委浙江水利委员会第一测量队，对湘湖的情况进行勘察。这次测量的结果，由队长陈恺作了总结，定为《湘湖测量报告书》。其中关于湘湖面积讲到，“全湖周围照此次实测计之，共为五十二里有奇（以前清工部营造尺一千八百尺为一里计算，与志载周围八十里之数不符），全湖面积共为二万二千零四十二亩（以前清工部营造尺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计算，与志载湖面三万七千零二亩之数不符）”[39]。关于湘湖之现状也有论及：
今则上湘湖定山西北及东汪、黄竹塘间一带湖中涨地照此次测量之数计之，已有三千一百三十亩之多，占湖面七分之一。且此次测量之时适当霪雨之后，湖水平面较坝顶仅低五寸有奇，若水位略降，其淤出之地亩尚不止此。此外，全湖虽尽在水底，其水深之量仅自数寸以至二、三、四尺不等，其间有深至十余尺者，系湖滨窑户历年挖土使然，实非湖之本体也。[40]
这次测量是近代对湘湖的第一次较准确的实测，尤其是对湖域的面积和范围，打破了历来对湘湖湖域面积的表述为“周围八十里，湖面三万七千零二亩”。新测得到的数据是湖周长52里，比原来减少约35%；面积22042亩，比原来减少了近40%。
综上所述，人为侵占湘湖，是导致湖域面积缩减的主要原因。自湘湖开创以来侵占事件不断，经过官员、士绅及百姓的不断抗争，大部分被侵占的湖域得以恢复，罪犯得以正法，但仍旧有部分湖域因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没有得到清理。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邑绅黄云等呈请清理湖界，转录如下：
当清出湖里孙上下两庄占户一百有九，计瓦屋三十间，草舍三间。窑里庄占户五十，计瓦屋六十九间，草舍六间，窑所两座。闵家庄占户四，计瓦屋十九间。金家庄占户一。罗家坞庄占户八。徐家坞占户十七。石岩庄占户十二。定山庄占户七。杨家湾占户三。山前庄占户四。汪家汇占户二。汇上庄占户十。湖头庄占户十二。东汪张占户三。青山庄占户二十一。湫上庄占户二十九。居山庄占户十六。经府县迭次详禀，以居民搭盖房屋并窑座处所，系沿湖一带山零地角与湖身贮水之处，并无妨碍，且系该地居民积祖相承，不知始于何年何代。合词吁请，无庸拆毁，划复刘藩司复批。饬设法永禁，酌议征租，又经清安两邑令详准，免除升佃，以杜借口输租效尤续占之弊。嗣钦奉谕旨，自后但许居住岸上，不得占垦湖身，有碍水利。[41]
可见，当时湘湖周边占湖而居的已有三百户左右，搭房、制砖众多。而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没有采取强制清理的措施，而是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只是禁止再垦占湖身，不得妨碍水利。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自然灾害对湘湖的影响。由于湘湖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西面为钱塘江、富春江，南面是浦阳江，三江口直对湘湖南岸，湘湖全赖西江塘的护卫。西江塘一决，江水携带着泥沙冲入湘湖，造成湘湖的淤积。尤其是上湘湖的定山一带，刚好处于湘湖东西两列山脉的缺口处，无险可挡，且直对三江口，受到江沙的危害最大。而西江塘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决口，如明“正德乙卯大水入，嘉靖元年水再入，六年丁亥水又入，十二年癸巳水又入，今年六月大水又入（按县志是为嘉靖十八年）”[42]，“清同治四年，江塘溃决，泥沙灌及湖中，胥吏藉修补之名，虚糜公款，一无实际焉”[43]，“光绪十三年丁亥四月，西江塘决三口于四都。水由白马湖直灌湘湖。凡塘闸坝均被冲坍”[44]。而且，湘湖自宋朝以来，只在元至正年间疏浚过一次。因此，湘湖湖域的缩减是自然灾害和人为侵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