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态
事实上，岱山地区自清末民国之交以来即已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岱、衢两山孤悬耸峙于海中，产盐极盛。早在清末时，岱、衢两地私商盐枭即互通声气、武装走私，官民之间、官商之间时有武装对抗。例如，1878年8月衢山“因闹粮戕官”，官方“带兵五百名，乘元凯轮”前往弹压，兵船“于二十二日开船出镇海口，拟往定海会商进剿事宜”[32]。又如，岱盐与闽盐之间的利益争端，可谓冲突不断。[33]不仅海上走私，清末尚有宁波钓船且装载岱盐进入长江流域淮盐地界进行走私，导致“浙淮引界，已被全侵”，甚或雇洋人、插洋旗，“直上皖鄂”，沿途售卖，致使“鄂省淮引销路极疲，均为岱私侵灌”[34]。除走私外，因岱盐品质胜于淮盐，还有一部分岱盐被“援土货改造洋货之例重提重制”，因“旧例凡货自香港出口者，皆以洋货论”，故而英商于“香港地方广收浙江岱盐，运至海参崴”，将岱盐改造成洋盐出口海参崴。[35]
1.清末的渔民暴动案
据《申报》1910年7月27日报道，“宁属岱山镇本届渔汛因细故肇祸，渔民相率暴动，格毙一名”，事后官绅纷纷向上电奏禀告，指认其为土匪，并归咎于董事项某，要求将其下狱彻查究办。但此次暴动案实则另有隐情，故而暴动案之定海渔民向上联合诉冤，各渔户和被格毙渔民家属曾两次向浙江督抚电奏禀告呼吁，请求查办。[36]
2.民国元年的闽盐岱盐争端与海难事件
时至民国初年，不唯政治形势风云激荡，地方上的经济利益格局往往亦因时势与人事而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动。民国元年（1912年）的闽盐与岱盐争端[37]就是时局变动下社会生态变迁的相应表现，据《岱廒贩运闽盐之骇闻》这一标题本身即不难看出其背后的矛盾与张力，存在明显的岱盐与闽盐两方所各自代表的利益。[38]据《申报》所载往来电文，可知卷入势力之多，从财政部总长及苏、沪都督到苏五属盐政、松盐局长等各级官僚，以及苏五属引商等，可见事涉人物之多、层级之广。[39]引人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电报等快捷的通讯方式使得这种异地的即时沟通成为可能。然而，有时这种即时通信却因某些偶然因素的叠加而酿成惨剧。例如，1912年7月9日，岱山走私盐船得电报后迅即开出，却因大洋山洋面突然风浪大作，其中一艘盐船全船覆没，导致多名人员溺毙。[40]
3.紧随其后的盐户组合会风潮
民国初年的江浙盐政制度与管理前后有因革，食盐专卖制度及其销区的划定因时局的动荡而发生一些波动。一些利益方往往攀附政治上正得势之人物，借其政治影响为自己谋求经济上的好处。就在上述廉价闽盐冒充岱盐运沪销售导致严重冲突与海难事故之后，紧接着又发生岱山盐户组合会风潮。盐户组合会风潮是该区社会生态变迁的又一表现，现详录一段如下：
定海县属岱山民人周志刚等设立盐户组合会，以均价平秤为宗旨，叠请都督立案给示，未蒙批准。兹周志刚等偕同上海某会会员俞某等二人来岱，自称为孙前总统、黄前留守之特派员，周志刚等预派民团赴埠欢迎，前呵后唱，声威赫濯。一面遍发简章，发起人系林少和等十六人，赞成人系借孙中山黄克强二君名义。七月十三日，在高桥天后宫开会，无知愚民讹传为孙黄二君，争欲一睹为快，纷至沓来，持洋五角各买入场券一纸。[41]
官方将该盐户组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盐事长王清甫以周某等招摇撞骗，于7月16日用电文禀告都督，请求对其严行查办。[42]
4.民国八年（1919年）的渔民暴动案
民国前期，官方又对岱山盐场进行归并[43]，并对渔盐税进行整顿[44]，因改革举措不够周全平缓，执行上又较为激进，由此造成对社会生态的进一步扰动。[45]时至民国八年（1919年），则酿成惨案。现将案情详录如下：
岱山奉帮渔民，因盐税问题要求不遂，盐警开枪示威，致相奋斗。渔民中弹死者六人，伤者二十余人。其盐警被棒殴死者一人，小岭墩新设之盐局已举火焚毁。现经县公署会拨警队驰往弹压。闻所毙之盐警一人，姓余，湖南籍。当时由众渔民用刀将该警腹部剖开，将盐纳入，裹以麻绳，投入海中。该镇第十五营缉私营长，亦曾被渔民掳去，经盐警奋勇夺回，未致伤命。渔民方面，以无枪弹，故死伤倍多。两浙缉私米统领得报，于二十七晨乘江天轮由沪抵甬，转乘缉私巡轮前往岱山查办。[46]
据引文可知，渔民因盐税问题与盐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直至发生暴动，双方互有死伤。渔民不仅棒殴税警，更将其处以剖腹填盐并裹绳投海的极端手段。据此并之后的报刊载述可知，岱山地区的社会生态已走向恶化。[47]发展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社会生态之恶化则进一步加剧，盐户渔民走向武装暴动以与官方税警相对抗，以下进行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