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嘉定地区的水利与社会

明清时期嘉定地区的水利与社会

李菡宁 尹玲玲

太湖流域水网复杂,治理情况变化频繁。在农业水利方面,有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其中专辟一章叙述了由古到清历代政权对太湖的治理。[1]同样,张芳在《明清农田水利研究》中对此类问题也有论述。[2]关于太湖流域水利社会的分析,则有冯贤亮的《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书中详细分析了太湖的地区环境、人们的水利生活,每一章节都结合实例探讨相关问题。[3]另外他还写有《清代江南乡村的水利兴替与环境变化》。文中着重考察江南乡村的水利环境与社会变迁,将环境变化置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考察,分析其对水利设施屡次兴复和周期性堙废的深刻影响,并详细说明乡村水利与社会各阶层的诸种关系。[4]另有熊元斌的《清代浙江地区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办法》,专门从水利纠纷角度,研究清代地方水利社会绅衿的兴起以及他们在处理水利纠纷时起到的作用。[5]

嘉定有“人文荟萃”之美誉,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嘉定的时候,大部分是从人文与经济两方面入手。虽然不乏与水利相关的文章,但很多时候,都是在研究苏松地区或苏州府水利的同时,将嘉定作为一个举证的例子。前文提到学者冯贤亮的两本著作即是如此。他同时写有《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一文,专门以咸丰六年的江南旱灾为例,对地方上自然灾害和社会应对进行梳理。他引用了嘉定当地文人的日记作为佐证,并以嘉定疏浚河道、兴办水利工程为例,揭示当时政府救助的形式之一是将工代赈。[6]

吴滔撰有《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一文。安亭镇约有一半隶属嘉定,因为赋役的改革而使嘉定地区成为棉布交易市场,同时吴淞江沿岸水利的失修与棉业逐渐占据种植业的主导地位有一定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安亭镇顺理成章成为棉业市镇。[7]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一文对嘉定县内几大市镇的经济状况着墨甚多,并且分析了南翔镇之所以成为棉布业中心的硬性条件,即全镇河道畅通。这是货物得以在此地集散的重要条件之一。[8]

另外,彭雨新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王建革的《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吴淞江流域的坝堰生态与乡村社会(10—16世纪)》《泾、浜发展与吴淞江流域的圩田水利(9—15世纪)》等,虽然是以讨论吴淞江水利为主,但都是以整个吴淞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嘉定较为丰富的文史与方志资料进行研究。

嘉定自南宋建县之后,一直是苏松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二代,嘉定县商业兴隆、科名称盛,不但经济发达,文化也十分兴盛。因此文人笔记、官员修撰的地方志种类繁多,有县志、镇志、村志等,在这些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对嘉定的水道沿革、水利设施的修葺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嘉定县内水网密布,头枕刘河、脚抵吴淞江,县内河流基本上属于刘河水系与吴淞江水系,另有横沥与练祁河两条河流将整个嘉定县划为十字,四个区域内,又各有许多横塘纵浦贯通其中。虽然不缺水,但是每日两潮吞吐之苦、高地怕旱与低地怕涝之苦,使得嘉定人不得不寻求水利上的解决方法,甚至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水利赋役制度来。

嘉定虽然只是苏州府下的一个县,但地处吴淞江与刘河入海的必经之路,每次官员组织疏浚两条大河,都必须参与其中。官员们需要招募农民、调度工人、合理安排劳役。同时嘉定北有太仓,南有青浦、上海,东有宝山,西有昆山、镇洋等,这些都是吴淞江中下游沿岸的重要县,在修建或维护水利工程时,官员们还要协调诸县之间的关系,以便同心协力、事半功倍。嘉定县境内水网密集,这些河流的治理同样事关县内民生。但是这些级别较低的河流的治理资金不可能动用国库,于是嘉定士绅们便担当起组织河道整修的工作。对上,他们需要对官员负责,申请必要的手续,并在关键时刻请求官员的沟通和协调;对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募资金,均衡各方利益,化解各方矛盾,并根据施工时产生的新问题进行调解和应变。

本文从嘉定县的地缘关系、农业经济、自然灾害及社会应对、相关个案分析与文化信仰等几个方面,考察水利对嘉定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并对嘉定县水利社会的特点做出一定的总结。嘉定县隶属苏州府,同时又与松江府邻近,周边的许多县,如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等,与之情形十分相近。研究嘉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