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灾害概况及历次水灾举例
嘉定县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在水旱灾害的表现上，一般是高地患旱，低地怕涝。相对而言，整个太湖地区所遭受的自然灾害都是以水旱灾害为主，也是水旱灾害带来的危害及破坏为最大。
1.灾害概况
专门探讨太湖流域水旱灾害的学术论文有汪家伦的《历史时期太湖地区水旱情况初步分析（四世纪一十九世纪）》。在文中，他专门作了分级：在同一年内灾区幅员在五县以上或府、州辖地范围大于五县以上的，列为“区域性水旱”；灾区较广、灾情较重、作物收成大歉的列为“大水大旱”；全区域大水或大旱的面积超过三分之二，记载大水或大旱的县份在二十个以上而灾情特别惨重的定为“特大水旱”。[10]
另外陈家其也对南宋以来太湖流域大涝大旱的年份进行过一个梳理，正常、涝、旱年之比大约是3∶4∶3。涝年略多于旱年，还有约占11%的大涝、大旱之年，以及6%左右的特大涝、特大旱之年。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涝年与旱年常常交替出现，连涝、连旱的情况也十分普遍。[11]陈家其另有《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初探》，其中立足于气候学的角度分析了冷暖变化对旱涝变化的影响。[12]冯贤亮也在其《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一文中统计过：江南的旱灾一般出现在夏、秋两个季节，其次为春季，冬季很少。清代发生过的特大旱灾，大约有14次之多。[13]此外毕家顺在《嘉定县水旱灾害分析》一文中统计了从南宋嘉定十年建县以来，直至设区的773年间，有记载的涝灾88次，台风暴雨成灾72次，干旱49次。水灾平均4.8年一次，干旱则为15.8年一次，并从降雨量、对太湖流域及长江洪水的排放、海洋高潮位顶托等方面分析了灾害成因。[14]
由于大篇幅的旱灾资料较少，下面本文以道光癸未、己酉两次大水谈起，分析水旱灾害给嘉定县带来的巨大损失。
2.道光三年（1823年）的水灾
道光三年，江南大水，这次水灾持续时间长，受灾程度重。由于西北地区受灾较重，故《望仙桥乡志稿》对这场水灾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灾害从道光三年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其间雨多晴少。五月中旬，竟然昼夜大雨滂沱不停息，各支流河水泛滥，将街道农田全部淹没。虽然望仙桥乡地势相对较高，但洪水期间支河之水也与稻田持平，村人如要出入，犹如盲人索道，小心翼翼，摸索前行。乡志中载有时人朱石民所作《水灾记》以及《水灾又记》，对这场大水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述，引录如下：
道光三年四月以来，雨多晴少，川流拍岸浸淫，至五月中，倾澍昼夜不休。十九日辰刻，予冒雨至祁市，见盐唐（塘）以东、冈身路以西，汪洋漫衍，若巨浸然，村落浮于水面，若岛屿然。予所宅介于盐铁、冈身之间，地势独高，支河之水与田平，沿河小蹊径亦汨于水。
村人往来，莫不擿埴索途，若盲者矣。冈身西稻田水深至膝，农人筑堤抒水，竭二三日之功，秧梢才出水，淹死者三之一；其尤窪下者，水几及腰以上，抒之无可抒。及六月初沟塍略能辨时，则已插者方谋补莳，未插者急欲立苗，然多苦于无秧。于是，有力者纷纷重为浸种，重为落秧，又纷纷然棹舟远出买秧、买稻；无力者觊田水尽泄，补种赤绿二小豆。其有泥淖，至今不得已而荒芜者，亦不下十之一二。更有乡里无籍小夫，（彙）［夤］夜揠近处稻苗，偷插自己田亩，或私售邻右，得钱醵赌为乐。
如是，迄六月杪才止。田间夫以稻草结棚护视，比比相望于野，或鼓或钲或梆或铳，巡警之声无夜不闻，亦月杪而少息。当水之浸溢也，闻吴塘、顾浦迤西无田不水，无村不水，且无室不水，蛇寝于床，鱼游于釜，舟经户外，橹架堂中，则犹未甚者也。其甚者，水上及檐，屋宇倒塌，栖宿无所。
予以水阻，咸未之见。所见者，西人或尽室羁栖东土，牛豚鸡婺半其价卖于东土，或牵牛寄牧东土，乃知所闻为不虚。今者予乡河水仍平岸，间数日必大雨。廿七日大雨竟夕，加以风烈，西邻下田所补种淹浸如故，其他可知。过者至以足顿地，虑或倾陷，杞人忧天之语，予尝疑之，及是始信。吾邑东北隅被灾亦剧。宝崇两邑水退迅疾，犹未大害。太仓镇洋被灾亦如吾邑。苏州府诸属昆新为甚。或云阳城湖、太湖水门水，故难退。[15]
大水给稻田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整个嘉定县受灾均十分严重。当时，吴塘、顾浦以西无处不是大水泛滥，这两条河流都是吴淞江的支流，足见吴淞江也是自身难保。
在大雨冲刷下，淤泥堵塞出水口，河水漫溢。不但稻田首当其冲被水淹没，蛇虫鼠蚁也为了逃命四处乱窜，甚至登堂入室。更有甚者，有的屋檐也几乎没入水中，几近灭顶。
相较之下，嘉定周边的宝山濒临长江入海口，崇明则是岛屿，退水之路畅通，所受灾害幅度较小，而太仓、镇洋等县的状况就与嘉定不相上下了。
除了农作物遭受损失，更有不少无德之人乘乱损人利己，夜半偷拔别人的秧苗，或栽种到自己的田里或卖给他人，牟取利益。还有许多住在冈身以西的人们为了躲避大水，举家搬迁到东部，随身的牲畜等只能半价贱卖。
水灾导致米价腾贵，每一石高达五百文之多，而冈身以西人们所倚赖的纱布却因为东部歉收，无法进行贸易，价格跌落谷底。
这场水灾并非仅仅嘉定一县受苦，周边许多地区也有对这场大水的记载，如咸丰《南浔镇志》中写道，“道光三年淫雨……此灾百年仅见者”[16]；还有光绪《长兴县志》也有同样记载，“道光三年四月初旬雨如注……乡有九十余老人云，吾邑水灾莫甚于乾隆三十四年，今年水更长三尺”[17]。
3.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水灾
道光二十九年，太湖流域遭受了一场更大的水灾。从县志中所统计的极贫、次贫人数就可以看出此次受灾程度更甚前者。
据道光三年义赈时人数统计，极贫大口为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二口，小口为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一口；次贫大口为二万五千七十一口，小口为九千一百二十口。而到了道光二十九年，极贫大口为八万四千一百十一口，小口为三万三千三百八十一口；次贫大口为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七口，小口为一万四千九百八十四口。其中极贫大口的增长率为22%，次贫大口更是增加了35%有余。可见当时受灾程度比起道光三年，地域范围更广，灾民人数更多。《钱门塘乡志》中有一篇当时士绅童以谦记录的《水灾记略》，现摘录如下。
道光己酉大水，予年十二，父老谓较癸未（道光三年）尤甚。自四月二十九日始，淫雨六十日。钱门塘市坐落嘉邑西北乡最低洼之区，惟顾浦塘岸稍高，其西无地不水，民叹其鱼。西北二里曰柴荡，以其仅出柴草故名，与镇洋、昆山接壤，比年渐次垦辟，而黄茅、白苇，尚有二三千亩未垦，至是汪洋若巨浸然。厥初淫雨不止，乡民为救护青苗计，筑堤扞水，昼夜巡视，有罅必补，或钲或铳，警声四起。迨雨甚而势不可支矣，屋宇多倒塌，相率移居高岸，啼哭之声，惨不忍闻。衣服典尽，则售器皿杂物以易食，甚且运砖瓦、折栋榱、伐树木以售，荡析杂居，半成饿莩。田家不能畜鸡豚，市上肉价贱于米。塘多大鱼，盖自池中逸出者，网得每斤易钱三四十。……今兹兵燹之后，孑遗寥落，佃田者多半客民，自结茅庐，家无储蓄，倘逢欠岁，则益不聊生已。[18]
钱门塘地处嘉定县西北乡地势低洼之处，自塘岸稍高一点的顾浦以西，几乎是无地不水。西北大约二里许是与昆山、镇洋接壤的柴荡，当时逐渐开垦成田。这些地方都是一片汪洋。淫雨之初，人们还因为护苗心切，修筑堤岸以捍水，昼夜分批巡视，一旦有缺口就立刻堵上。等到后来，已力不从心：雨势之大已经不能依靠人力阻遏。房屋被水冲倒，衣服、器皿等生活用具尽数用来典当或交换食物用以果腹，还有不少人将砖瓦、房梁、倒塌的树木等出售。在禾苗被冲垮的情况下，市场上竟然出现了肉价低于米价的现象。同样，太湖流域其他地方也不能幸免。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也记录道：“清道光二十九年夏五月，大雨倾注，昼夜不息，河水暴涨丈余，田庐街巷在巨浸中，水甚于癸未年。”[19]还有，光绪《长兴县志》有记：“道光二十九年，淫雨大水田禾尽没比道光三年水高二尺许。”[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