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沿海的干标、帮饷制度

广东沿海一带居民多以渔盐为生，渔船“每出海捕鱼，俱于盐埠领票，名曰干标”^[4]，又名坐标，等出海回来以后再向埠商交纳银两，即所谓“回水纳银，有一年一上者，有一水一上者，名曰帮饷”^[5]。在“各墟、场、镇、市设立馆舍，凡遇挑卖盐鱼、盐菜等物，勒令纳税”，名为行标。^[6]后广东总督鄂弥达上疏，言东莞、新会等十三埠之坐标、行标“苦累贫民”，奏请“将坐标、帮饷严行禁革，令各商带罪办课，并晓谕沿海渔户，照部定价值减去一厘五毫，务买食盐应用”^[7]。雍正十一年（1733年），户部题准其奏，并“勒石永禁”^[8]。

但行之不久，呼声又起，言前之坐标、帮饷制度“相习已久，皆出情愿”^[9]，“在渔人，腌鱼一船，费盐十倍，帮饷不过一二；在盐埠，只发虚票，得收实饷。是两得其利，彼此相安”^[10]。而自从严行禁革坐标、帮饷成法以后，盐埠欲“避干票之名”，“按船计数，实发盐斤”。这样一来，虽然能多销引盐，但对于渔户来说“则增饷数倍”。故世宗上谕内阁云：“嗟此渔民，冲风冒险，觅微利以活身家，朝廷不忍收课，盐埠独得帮饷亦已足矣。今又数倍取盈，何所恃而为此耶。”^[11]并下谕旨告诫道：“为督抚者，此等处当细心体查，务得其平，使民生乐业。”^[12]

关于这一事情的前后经过，相关文献有简明扼要的记载，现引述于下：

（粤东）沿海之州县，渔船出海捕鱼，悉买私盐腌浸。经盐臣题明，增立渔引。令渔户买用官盐，埠商给标，便于查验。乃渔户贪图贱买私盐，以致官盐壅积、缺饷无完。渔户不领官盐，情愿每船一只帮贴埠商饷银三钱五分。及总督管理盐政，历经严禁，饬令渔户赴埠减价买盐。欲使官引多销，则正饷不致拖欠。无如私盐价贱，渔户以帮饷甚轻，若买官盐，价须加倍，故仍有赴埠领标者，发给干标作为已买官盐之符券。^[13]

渔户应纳帮饷每一艘船仅需0.35两，再加上购买私盐所需费用，仍远低于购买官盐所需值，故强迫渔民购买官盐的做法就很难真正实现。据以上引文可知，事实上当时人对这一问题就已有明确的认识。我们还能从相关文献中看到利用场、埠盐价相差悬殊的具体数据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更详细的分析。《论渔户私盐状》一文详细申述了这一相沿已久的制度的合理性，言其不可轻易更改。现分析如下。

“盖沿海地方既已私盐充斥，而各邑部定原价又属过昂”，比如香山县境内的三处场灶，盐价“每斤不过二厘。而在埠每斤八厘，已浮三倍”，其他各县的官盐价比香山县更高，“于是民间利于食私”，每有私盐入乡，不但销售，而且为他们袒护包庇。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居民还稍稍知道畏惧法律，而在那些穷乡下里地方，则已“非文示鞭笞所能易俗”的了。况且本来就已严格按照惯例按户摊派官盐，埠商的课饷又还能从何而来呢？于是创设这种干标印票通融售卖，“或按额实买，盐价两清；或标领十分，盐仅一二；又或但售空标以作护身，先纳票钱，后清标价。商家赖之，不无所补”。这样既可以省免巡逻哨丁的工费，又不会出现告讼纷纭的现象。盐商赖此输纳课饷，对他们私人而言也可以借此获得一份微薄的利润。这就是盐商不得不售卖干标的缘故。对于渔民来说，以海为家。一旦出海捕鱼，动辄就是好几个月。鱼虾捕获量的多少，完全要看风信状况。如果必须要从盐埠买盐并载盐出海，就有可能鱼还没有捕到，而盐已经透风了，“潮浸卤销，半归乌有”。如果等到捕获鱼虾，满载而归以后，再前往盐埠买盐，渔获物早已腐坏变质了。况且腌一尾鱼就需一斤余盐，“尽以官价相售，利微无所得食”，因此只有采取在还没出海之前，先领取渔盐干标的办法。从海中捕捞到鱼鲜后，就在盐场买盐腌制。因盐价低，买来腌鱼的盐多，腌制品就能保持较长时间而不会腐败。将这些腌制品运回港口以后，也容易销售出去一些。对于朝廷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默许这些事实并进行操纵控制的话，“恐将来渔户只向洋中买放，不于埠内售标”，就是说恐怕渔民以后索性只在海上购买私盐，不到盐埠去购买干标了。如此，则“沿海诸埠，立见其败，实非商人之福”。而要另想办法，则“不独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即使是沿江把截，逐一搜查，也只不过是内地少了一个私贩，外洋又多了一个强盗而已，“更非地方之福”^[14]。由此可见渔盐对于广东沿海盐业、盐商的重要性，渔盐销售在其海盐销售总量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