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阳江下游的改道
关于浦阳江下游河道历史时期的流向，历来有多种不同说法。明代以来的大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浦阳江下游河道乃东北流向，经西小江、钱清江出绍兴三江口，直到明代开凿萧山临浦附近的碛堰山后，才改道西折出渔浦。而陈桥驿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47]一文，则彻底推翻了明代以来的种种说法。陈先生认为，古代浦阳江本来就自临浦湖西出，经河上桥、义桥出渔浦，入钱塘江。到北宋时期碛堰口成为浦阳江的主要通道。直到南宋后，下游主河道才改道东流，出绍兴三江口。到明代后期，又复西折出碛堰，入渔浦。近来，萧山、绍兴地方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关于浦阳江下游河道变迁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大多受陈教授观点的影响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的阐发。[48]杨钧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先后两次撰文认为，“当浦阳江散漫流于各屿间时，不排除在碛堰山东与西，亦有流路”，但认为“开碛堰在明代中叶，无可疑义”，在此之前已开碛堰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49]。近年来，复旦大学的朱海滨教授则通过对史料的再考证，认为陈桥驿教授对宋、明地方史料理解有误，否定了其在《变迁》一文中提出的萧山“临浦湖”“渔浦湖”的存在，所谓的浦阳江下游原本西出钱塘江的说法不成立。[50]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河道的变迁再做考辨，认为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唐代之前西出渔浦及散漫北流
萧山地势南高北低，在海侵时期，萧山北部是一片浅海。海退之后，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其中最大的是横亘于萧山中部的临浦湖，萧山西部的渔浦湖（潭）、湘湖（西城湖）也经历了由浅海湾到潟湖的演变过程。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包括跨湖桥遗址、下孙遗址）为浙江省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层之一（8000—7000aBP），尤以中国最早独木舟的发现而饮誉考古界。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10年左右对湘湖跨湖桥遗址附近46平方千米中的23个钻孔及两条全新世剖面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8000aBP跨湖桥人的突然“消失”，是由于海平面上升，遗址被淹而致，直至3000aBP海水还未从本区退出。[51]
对于历史上萧山是否存在过渔浦湖、临浦湖，曾有多位学者提出过质疑的观点。朱海滨通过史料的再考证，并不认同陈桥驿教授关于浦阳江西出渔浦的观点，也证伪了其浦阳南津与浦阳北津的地点所在。朱海滨认为历史上萧山境内并无“渔浦湖”“临浦湖”二湖，浦阳江明代开通碛堰前一直是东流经西小江、钱清江入海，浦阳南津不在萧山渔浦，而是位于今上虞地区的梁湖堰和曹娥堰。[52]关于浦阳南津埭与北津埭分别即为梁湖堰和曹娥堰的观点，杨钧早在1994年的论文中已引述历史文献进行申论。[53]杨氏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不仅在史学方面，在地理学方面亦擅长，早在1958年即曾于《地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有着深厚的史地学素养。[54]关于临浦湖与渔浦湖的问题，杨氏则认为，远古时期，萧山县境的中部海湾堆积平原尚未形成，为周期性海水所浸没。浦阳江经萧山县南部丘陵地带北流，自尖山而北，出高洪尖与太平山中的河谷平原后，即归于海。浦阳江河口当在尖山临浦之间。至春秋末期，萧山县境的中部海湾堆积平原终于形成，呈现出一片沼泽地带，地形低洼，湖泊罗布，有临浦、渔浦等大湖。[55]表1列陈桥驿与朱海滨两方论点异同以及本文观点。
表1 关于“渔浦”“临浦”三方观点的异同
浦阳江发源于浦江，流经诸暨、萧山时注入临浦湖。浦阳江注入临浦湖后，出水的态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西入渔浦，入渔浦的河道主要有二，“一条自临浦南部西折，通过高洪尖与马鞍山之间的平原地区，从今河上桥北出。这个地区至今仍有河道存在，而河上桥以北则为今永兴河河道。另一条自临浦西部木根山与碛堰山之间的平原地区西折，从今义桥镇附近北出。临浦湮废以后，木根山与碛堰山之间的平原地区残留为通济湖，仍有水道连通”。关于这一流向，陈桥驿认为，南北朝时期的西陵（西兴）、柳浦、浦阳南津、浦阳北津（定山）四埭为钱塘江两岸的重要渡口，而浦阳南津经其考证即位于渔浦，渔浦渡口竟以浦阳命名，可见渔浦应为浦阳江的出口。[56]关于这一点，清代的毛奇龄在《临平湖通江辨》一文中讲到了这一通道在南北朝时的情况：《宋书》中载，会稽太守孔觊反时，将军吴喜进军柳浦，遣将从定山向渔浦进军。又南齐永明年，富阳人唐寓之反，溯浦阳江而上后，被峡口戍主汤休武打败。[57]可见，浦阳江出渔浦的通道在南北朝时期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散漫北流，向北和东北方向入钱塘江。在钱塘江三门改道之前，钱塘江南岸萧山海岸为长河、西兴、长山、航坞山一带，今日的萧山北部和南沙地区都还在钱塘江之中。在唐代之前，这一带并无坚固的海塘，有的也只是泥土所筑，遇大潮便有坍塌。因此，临浦湖水出萧山北部之后，有多个出海口。陈志富就认为，“在唐末之前，潘山的朱村桥，峡山头的渔浦，石岩山的西城湖，西山与北干山间西汉以前牛角湾及东汉时的俞家潭、高迁屯，北干山与长山间的下潦、长山，长山与凤凰山间的莫家港、郭家埠、坎山等均曾是浦阳江散漫北出的河口”[58]。事实上，在此之前，杨钧已提出，春秋末期后“浦阳江即散漫流行于萧山中部平原的陆屿之间，有如古黄河在河口地区的九河，古长江在河口地区的三江。系分道流出归海的”[59]。
当然，浦阳江于萧山北部平原的漫流入海，与古黄河入海之九河及古长江入海之三江到底还是有明显不同，因为后二者之入海口都为无甚地势高差的均质的平坦地形，而萧山北部平原的地形地势特点及其地质背景则要复杂得多。关于萧山境内之地形地势乃至其地质背景，陈正早在民国时期即有简要而精炼的描述。陈氏云，萧山踞钱塘江下游，介绍、杭之间，为东西两浙交通之要冲。北干山障其北，县山耸于西，山峦起伏，形势天成。东南则平陆广袤，西南则有湘湖，湖西为美女山，湖东自南而北为石岩山、莲蓬山、县山，山均为东北—西南向。湘湖出两山之间，湖形狭长，亦为东北—西南向。湘湖东西两岸山脉皆由性质甚坚而极耐风化之千里冈砂岩所构成。[60]因此之故，浦阳江北向漫流入海的孔道要受上述一系列大体呈东北—西南向的山脉所控制。
2.唐后期至南宋时东、西分流
唐代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特别重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钱塘江南岸的海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修筑的。比较重要的有萧山北部的北海塘（西兴—瓜沥）和后海塘（瓜沥—宋家溇），以及绍兴北部的东江塘（宋家溇—曹娥和蒿坝塘），与此后修筑的西江塘（麻溪—西兴）合称为萧绍海塘。萧绍海塘的修筑一方面有效抵御海潮对钱塘江南岸地区的侵蚀，另一方面也阻断了浦阳江散漫北流入海的状况。与此同时，临浦、渔浦、湘湖等湖泊不断被围垦。到了唐末，临浦、湘湖等已经湮废。临浦湖湮废后，少了一个蓄水的仓库，也就加大了下游河道的流量。而原先西流出渔浦的河道也因渔浦的湮废而淤塞。此时的浦阳江下游出水河道分为两派，一派是经碛堰口及木堰口西出渔浦，另一派是经西小江东折入绍兴三江口。
表2 关于碛堰开堵情况三方观点的异同
关于浦阳江下游经碛堰口出渔浦的这一流向，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明代以来的大部分学者认为，碛堰的开凿是明代后期的事情，浦阳江改道西流也应当是在此之后的事。但关于碛堰山口的开凿，按时间先后又有宣德[61]、天顺[62]、成化[63]、弘治[64]等多种说法，相互矛盾。《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宣德十年九月，行在吏部主事沈中言：‘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西有小江，通金华、严、处，下接三江海口，旧引诸暨、浦江、义乌等处湖水，以通舟楫。近者，水泄于临浦三叉江口，至沙土淤塞。乞敕有司量户差人筑临浦戚堰（碛堰），障诸暨等处湖水，仍自小江流出，则沙土冲突，舟楫可通矣。’”[65]这里已清楚地说明，在宣德十年时，浦阳江水已经出碛堰，致西小江淤塞，须堵碛堰，让水复流西小江，才可冲沙土，通舟楫。那么，碛堰在宣德年前就应该开通了，之后的天顺、成化、弘治说也都是无稽之谈了。也有学者认为“戚堰”并不一定就是“碛堰”，故而此条材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关于碛堰的开堵情况，早在民国时期，朱庭祜等认为：“从地形上之观察，碛堰山被开为浦阳江出口之处，在史前时期，恐原为浦阳江之出口，当未开之前，碛堰南北，原有小河，当为古河之遗迹。”[66]陈桥驿经考证认为，碛堰原为临浦湖的一处拦水堰，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至少在南宋前已凿通。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已提道：“碛堰，在（萧山）县南三十里。”后来临浦湖湮废，碛堰就被不断扩大。“到了北宋初期，碛堰山口已成为浦阳江的主要通道，至少到北宋末期，碛堰口还是畅通无阻的。”[67]杨钧则认为，“开碛堰在明代中叶，无可疑义”，在此之前已开碛堰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导浦阳江水北出的条件是筑临浦、麻溪二坝，以断东趋之流路。但关于这些水工建筑，明以前是没有的”[68]。朱庭祜等则认为碛堰可能古已有之，“名曰碛堰，其所受阻者，大概亦只如人工所修筑之堰坝耳。且碛字亦含有浅水中沙石淤积之意”[69]。
3.南宋至明时主流东入三江口
到了南宋时期，碛堰口筑坝，浦阳江下游主流改道东折。浦阳江所借道的钱清江，南宋之前为一条无名的小河，浦阳江水注入后，河面不断扩大。“到了南宋淳熙年间，钱清镇附近的河面即宽达十余丈，已非一般内河可比。到元代末年，根据建筑浮桥的记载，河面已宽达三百六十尺，成为一条滔滔大江。”[70]“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71]这也是浦阳江南宋时期借道东流的佐证。
为何要堵碛堰山口，人为改道？陈桥驿认为，这是因为碛堰的开堵与萧山、山阴、诸暨三县的利益息息相关。南宋乾道年间，诸暨县和萧山县就为此产生过争端。嘉泰《会稽志》记载：“乾道八年，诸暨县陈请开浚湖道水利，得旨浚纪家汇，导萧山新江以达诸暨。”[72]但萧山知县谢晖对“得旨浚纪家汇，导萧山新江以达诸暨”持反对意见，甚至扬言：“晖头可断，汇不可开。”纪家汇因此也一直未浚。“大体言之，从农业上说，碛堰的开启不利于碛堰以北的萧山而利于诸暨和山阴，碛堰的堵塞则不利于诸暨和山阴，却有利于碛堰以北的萧山。从航运上说，则山、会二县均利于碛堰之堵。因此，碛堰的开堵，在山、萧、诸三县的地区之间，农业和航运的部门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所以碛堰山口就出现了一时筑堰一时废堰的情况。”[73]
水流就下，要分析浦阳江下游河道之走向及其东西流向之对比，必先讨论萧绍地区东西地形地势之对比。陈正指出，萧山湘湖附近，除上文所述系列东北—西南向诸山外，别无丘陵，平陆广袤，港汊迂回，地极卑湿，实代表一钱塘江下游之冲积平原。[74]朱庭祜等认为，碛堰山于明代未开之前，南北都有小河，应该是古河遗迹，“其后所以不通而走麻溪者，因碛堰山为坚固之火成岩，侵蚀不易，水流不畅，一旦山洪暴发，不得不另找出路。同时山洪之时，钱塘江水位，或高于浦阳江，更阻浦阳江之出路，于是取道于麻溪一带之平原流注。久之碛堰淤积不通，乃经钱清而向三江入海焉”[75]。
杨钧则认为，“由于钱塘江杭州湾涨水没陆的泥水沉积，形成萧山中部平原的特点是西高于东，滨海高于内地”，“水性就下，不会舍东北之低而趋西南之高”。但又强调萧山中部平原曾有临浦、渔浦等大湖，浦阳江有散漫北流的阶段，后来才变为逐渐集中于今西小江一带，经牛头山东折出海，“钱清江由细流而卒成滔滔大江者，盖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水循西干山脉西洼地而行，水流趋下为自然之势，萧山中部地区的垦殖及堰塘坝闸的兴筑，逼水入西小江转而东折入海，是人为的”，认为正由于“萧山地区堤坝堰闸，日趋完密。水患仍未根除，而逼水东奔”，于是山会地区水患严重起来，到明中叶，已到非大治不可的境地。[76]仔细研读杨钧的相关观点，感觉前后有所矛盾。既然需要人为逼水东折，则说明其关于东北低、西南高的观点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更何况，文中又说，是先民以圩田形式进行垦殖，浦阳江尾闾出海受阻，江水逐渐东向流的时段始于六朝，水循西小江东折入海，起初只是部分水东行，大部水仍由萧山地区的堰闸宣泄，到15世纪中叶时，鉴湖淫涝，尚可逆奔于萧山昭名、崇化、由化诸乡，汇为巨浸，乡民争开大堰放水入钱塘江，致潮汐奔溃而难塞，认为明代东水犹可西流，其前就更无问题了。这进一步反映出杨文关于西南高、东北低的观点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4.明后期主道复归西流
南宋之后，浦阳江下游主流经西小江、钱清江东流后，对萧绍地区的农田水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主流东折后，使得山会平原地区的泄洪压力增大。一遇洪水，下游地区就来不及泄洪，造成山会平原地区洪涝灾害频发。另一方面，碛堰的时堵时开，使得西小江逐年淤塞。当浦阳江上游来水小时，钱塘江海潮便可经三江口溯江而上，造成返咸现象。为了改善山会地区的农田水利状况，形成可调控蓄泄的河网水利体系，明代之后的地方官员兴修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让浦阳江复归西流，包括拓宽碛堰，开通西江（临浦至渔浦段江面，其中碛堰至义桥段称新江，义桥至渔浦段为渔浦江），修筑临浦坝、麻溪坝等。
事实上，除上述1948年朱庭祜等人的矛盾表述提及碛堰原应为浦阳江出口外，浦阳江下游曾西出渔浦地区的观点在民国时即已出现，并非陈桥驿首创。1927年刊行的《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中对浦阳江的流向也有相关记载，“碛堰山未曾开断之时，浦阳江水自暨阳北来，直掠湘湖、白马湖而入钱塘江。……自碛堰山开断，浦阳江水遂由义桥入钱塘江，改变水道”[77]。此调查报告也认为，在碛堰口未开大之前，浦阳江就是经湘湖、白马湖南部入钱塘江的。以下将《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的目录整理成表3，以便阐述。
表3 《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目录
据表3可知，这一调查报告的内容相当丰富，广泛涉及湘湖的自然、经济、人文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既包括历史沿革、地形地势、湖域面积、水量多少、闸坝分布、沿湖村落、民户生计、产权分类等方方面面，也谈到了与白马湖、西江塘等河湖水系的关系，还有关于绍萧水利概况等的分析，最后是一个总的湘湖调查结论。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这一调查是相当全面而扎实的，也是非常严谨而专业的。《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本来还有一份相当有分量的附件，是一系列图表，用以与文字配套，惜因损毁严重，上海图书馆告知需专技修复，不能借阅。现将图表目录列表4如下。
表4 《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附件·湘湖图表目录
据表4可知，《湘湖调查计划报告书》除了翔实的文字报告外，曾编绘一系列图表来配合文字说明，共计有14幅地图，2份表格。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来说，其中的《湘湖现状图》《湘湖与萧绍水利关系图》是至关重要的，《湘湖环湖道路塘堤及坝闸断面位置图》《湘湖湖地位置图》《湘湖湖地面积表》《湘湖水量表》等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些图表仍存的话，有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有些问题则可通过前后时期的对比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这份调查报告本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于湘湖的研究可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期待这些图表资料经上海图书馆修复后公之于众。当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摸索，比如湘湖与萧绍水利之关系、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流向的变迁等诸问题。现将浦阳江下游流向的三方观点列表5如下。
表5 关于浦阳江下游流向三方观点的异同
朱海滨教授明中期前浦阳江一直经西小江、钱清江东流，明中期开碛堰后主道才改道西流，改道的主因是钱塘江口主泓道的北摆。笔者认为，浦阳江下游的流向可分为多个阶段，具体情况如表5。结合前文所述对杨钧相关观点的论证，笔者认为，浦阳江出口东西地势高低的对比在于：浦阳江西向入钱塘江口海拔高程的多少，浦阳江口东向汇入杭州湾时的海拔高程的高低。这两个地方，一为钱塘江出海口，另一个也已经非常接近钱塘江出口，二者相隔很近，其高程必然也非常接近。基于这一前提，本文认为，从地形地势上分析，西出与东流相比较而言，坡降明显要大，流路将更短，流速也更快，而东流则要迂缓曲折得多。在没有人类活动的扰动即干预前，钱塘江口主泓道的摆动恰恰是周期性的，故而浦阳江下游的流向也完全可能是周期性反复的。在没有筑堤建坝等干预活动之前，根据水流就下的规律，浦阳江下游河道应会自然选择坡降最陡、流路最短的顺直路线，而非迂缓曲折的长线。
综上所述，朱海滨关于陈桥驿渔浦、临浦等地名的考辨十分有益于对问题的认识，但浦阳江下游河道明中期之前一直东流的观点可能仍需讨论。本文认为浦阳江下游在唐代之前西出渔浦，散漫北流，唐后期至南宋时东西分流，南宋至明时主流东入三江口，明后期主道复归西流，浦阳江下游河道的东西向变动受制于东西地形地势的对比与钱塘江主泓道之所在，无人为干预及钱塘江主泓北摆、顶托势弱时，会自然选择比降最陡、流速最快、流程最短的流路。
浦阳江下游河道的流向不仅受制于萧绍地区东西地形地势的对比，还与钱塘江出海口门的南北摆动密切相关。关于钱塘江与浦阳江二者之间的关系，河口海岸动力学方面的专家陈吉余早在1947年发表于《浙江学报》上的《杭州湾地形述要》中就有相关讨论，其后来的相关论述则基本仍围绕此文展开，论点大致不出其右。他认为明代戴琥主持开凿碛堰，导浦阳江出临浦西北而入钱塘江的人工袭夺现象，使钱塘江接纳一股巨流以致侵蚀力加强，钱塘江在孔家埠以下一段之流路，乃循两水合力方向进行。[78]陈吉余的观点提示了我们，在研究河流交汇处的某条河流时，不能只着眼于该条河流本身，而应该认识到汇聚河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到这一点上来说，就是浦阳江与钱塘江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相关问题很有启发。
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探究浦阳江下游河道的变迁，浦阳江与钱塘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相当复杂的。此前的认识可能反掉了，也就是说，钱塘江对浦阳江的作用力应该要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冲击。因为浦阳江的年平均径流量仅二十多亿立方米，而钱塘江的年平均径流量则高达四百多亿立方米，钱塘江是浦阳江的二十多倍。虽说历史时期二者的年平均径流量可能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相差极为悬殊的对比关系则肯定是不变的。当浦阳江由西北向汇注钱塘江时，与后者几成直角相交，钱塘江水的巨大流量必然对其形成巨力冲击与顶托。
事实上，早在1937年，陈正发表于《浙江青年》上的《湘湖之地理环境及其成因》一文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谓深有灼见。陈氏认为，钱塘江自富阳以下，流向东北，江面宽阔，水流迂缓，至湘湖西南角距湖约半千米之处，突折向西北，江面骤狭，水流湍急至百子山山麓，复转东流，仍回至湘湖北端，再向东北流入杭州湾。钱塘江原来之河道与湘湖湖床及最后注入杭州湾之河道，皆在同一东北一西南向之直线上。浦阳江现于湘湖之南约二千米处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江中。浦阳江发源于义乌县境内，所经区域，俱为流纹岩所构成之新外山地，其源虽短，而水流甚急；自诸暨县之姚公埠以下，直向西北流入江中，与钱塘江自富阳以下之河道，适相垂直，而与自湘湖西南至百子山麓一段，同在一直线上。陈氏认为，由上述诸地理上之特点，钱塘江曾一度经湘湖入海，自可断言。湘湖位于钱塘江二大转弯之间，如江水由此入海，系一直线，当可省此三十余里之周折。钱塘江之所以有此二大转弯，以及浦阳江与钱塘江二者汇聚之形势与走向，均乃受地下断裂线所控制。浦阳江之河道，自姚公埠经临浦镇以下，为地壳之一大断层线，地下地层，皆沿此河道而折断。由地形上观察，钱塘江自浦阳江会口至百子山麓一段，适在浦阳江之延长线上，且江流至此，转弯之角度，达90度以上，江面骤狭，水流湍急，如为地下之环境所控制然，故亦可断言应为一连续之断层线。[79]
因此，从东西地形地势特点的对比及其地质背景而言，浦阳江西出由西北向汇聚钱塘江，比之迂回曲折而东注入海，比降更大，流速更快，流路也更短。浦阳江这一顺直的西北向流路，取决于其地质背景上的地层断裂线。除非是因为西北流入钱塘江时与之相交的角度过于锐利，故而受到水量相当丰富的钱塘江的大力顶托，西出口门被泥沙所淤堵而排水不畅时，才可能出现东向迂回而下之势。也就是说，历史时期钱塘江主泓道及其出海口门的南北摆动必然直接影响到浦阳江下游河道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