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束”制度的弊端
编夫就有夫册，基本上，按照惯例十年定一夫册，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田产变更而导致“去田留夫”的情况。然而即使有这种惯例，也往往得不到有效实行。道光六年时知县淡春台重编的夫册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才得到改编，中间隔了四十年；之后至光绪三年（1873年）再次改编，其中又隔了十余年。只因夫不易户，田却常易主，许多原本有田产的人家，因为种种原因而破产，或者田产转让，但是由于夫册不能岁岁改编，因此这些无田之人仍然充当夫头。于是就产生了田已无存而夫额如故的情况。《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三《役法概要》中将这种情况总结为三害。
1.“夫头”累赔之害
夫束本是专为浚河而设的劳役，不知何时竟然与征收钱粮的现年混为一体。县内许多地方的夫头均兼任现年一职，于是征粮应有的工食费用都需要夫头支付。如果遇到征粮不足额，或者图内有绝户又或是担任征粮主任的保正有所亏空，夫头就需要先行垫付，方志中称此情况为“捆垫”。不仅如此，还有地方命案、盗案勘验的费用，缉凶缉盗的费用以及勘荒招待之类的费用，官差都向保正索取，而保正则无一例外取之夫头。
童以谦在《与城绅论钱门塘夫束情形书》中谈道：
我邑大例，以现年夫束举报保正、粮差，图无粮户，则无夫束。外图业主，虽同编夫束，不与图务。以故仓差人等，每年向图中人责令举保办粮，如狼如虎，舟车茶饭一切费用，悉向取偿。无夫束之图，与有夫束者同。图中人目不识丁，无可诿避，则为雇人充当，包费颇巨。所雇之人亏空，则图中人赔累不资。其非夫壳而受害之甚于各夫壳者如此。倘命盗案出，则倾家荡产不足偿，或波及于邻图，尤无能言状。[44]
嘉定县规定以当年的夫束担任本年现年，要求夫头举保纳粮。有些图中农户目不识丁，只能雇人充任，被雇用之人往往乘机亏空钱粮。故图中人一旦无法完成规定数目，就要夫头自行累赔，倾家荡产亦不是少见。最糟糕的是，那些勉强充当夫头的本地人，事实上个个都不具备夫头的资格，更加难以担当举保办粮的重任。“敝厂始十九、始二十、始二十一等图，无一能书算之人，无一二亩完粮之户；始十八图仅有一户，亦仅二三十亩，要亦在市中贸易为生者。”[45]不少充当现年的夫头因为无法按时交纳粮食，只能向仓差求助，暂行垫借，最后负债累累。“粮差以外欠累累，一时无从借缴，必求之仓差。仓差为之借垫。喜甚，虽重利不计。外欠收到，先扣其借垫之本与利，故仓差一缺，多钻谋为之。做了仓差，无忧不富，历来如是，有明证矣。”[46]
童以谦指出，夫束本来是为了顺利治理河道而产生，均田均役，十分公平，但后来要求夫束举保办粮，弊端丛生，成为当地一害。“愚见当役之苦，莫如保正、粮差，或由现年罚充，或受雇办粮。业主星散，奔走索粮，未必一索即得；耗费良多，并被吏役需索，纵有辛资，所余几何，故乐为之者少。粮差与夫束之罚充者如是。”[47]
2.“夫壳”冒领之害
方志中将田已无存而夫额如故的情况称之为“夫壳”。每当河工开始，这些人需要管理无役之田，应任无田之役，劳逸不均，十分不公平。不但如此，其中不少人鱼目混珠，假意担任夫头，实际上乘机捞外快，令治理河道工程造成损失。《续外冈志》云：“近日开河有名无实，大概包夫承揽之徒，田无寸土，家无余丁，或结交公役，或请托友朋。应浚之户，推其情面，立议充当，有一人包至廿夫，多至百夫者。包定之后，群党瓜分，及至开浚，夫多人少，官府一到，前后奔驰，点名塞责，苟且了事而已。”[48]
这些已经破产无田之人，本来已经不具备担当夫头的资格，却勾结官差，或走后门通关系，保留着夫头的头衔。待到议浚河道的时候，就以夫头之名领走工钱。带着几个工人前来混个点名还算是负责的，甚至有不少领钱脱逃，害得官员和董事需要赔款。道光十四年（1834年），林则徐组织诸县疏浚刘河，嘉定县也参与其中。陶澍就指出：“以田多者为夫总，承领价银，而所谓夫总者，亦非现年夫束，特稍变董事名色，茭芦瓦砾处，经董赔贴甚巨。”[49]还有道光七年（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督浚吴淞江一案，亦是夫头领钱之后不告而别。光绪《嘉定县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认为：“国朝大工叠举或动帑或拨款或按亩带收，费以万计。而各夫束暗中津贴，视为当然，非所谓佚道，使民虽劳不怨欤。”[50]
3.“户”“图”不同之害
田和户并非完全一致，有的田在某图，户却在另一图。田地所在之图起夫，户既在他处，自然不需要应役，甚至还有不少外县富户在本县购买的田地。每当需要应役，这些当然不能计算在内。然而额设依据夫册而定，分文不能少，于是就要摊派在其余田户头上。如钱门塘乡地处与昆山、太仓接壤地区，大部分是县城或者宝山、上海等地富绅所购田产，照理说是不算入钱门塘乡图的。那些占据钱门塘乡田地的外地富绅们，自然不参与夫束制度，正所谓“外图业主，虽同编夫束，不与图务”[51]。
相比之下，减少户图不同而产生的赋役问题似乎较为容易。只要重新修订夫册就可以得到解决，其他两害想要有根本上的改观就必须直接废除夫束，否则绝难解脱。夫束本意是一种解决浚河困难的手段，到后来竟然成为贻害乡里的一大毒瘤，恐怕是任谁也难以想到。因此，不少有识之士都发出呼吁要求革除弊端：“我乡水道淤塞既如彼，而夫束贻害又若此！乡民佃田为业，岁入几何，其得免为沟中瘠者，岂非万幸乎？比年来邑人士议革夫束，改为自封投柜，亦关心民瘼之一端。”[52]
只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宣统三年（1911年）成立的自治会上提出的议案以革除夫束为最多。据民国《嘉定县续志》中《自治志》记载：“……九月初一日议事会开第一次常会，收到长官交议、议员建议、团体及人民请议案一百余件，其中关于革除夫束之议案为特多。”[53]武昌起义后，各项动议搁置，原本打算革除夫束归并自治区域疏浚河道的提案仅仅通过审查，并未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