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水利功能的削弱
1.萧山东部平原抗旱能力的提升
三江闸体系建成后，“把钱清江两岸的萧山与山会各自独立的水系，归并成统一的三江水系，从而确立了能人为控制蓄泄的萧绍平原河湖水网，其水量约4亿m3，比鉴湖的蓄水量增加了近50%”[101]，这就为萧绍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保障。
同时，“闸附近设立水则，按水位高低确定开闸孔数。后来在绍兴城内还设立了一个校核水则，根据城内水则即可知闸旁水则读数。三江闸可以保护萧山、绍兴一带农田八十余万亩”[102]。水则的设立，使得整个萧绍平原的水系有了可以统一调度的准则，旱蓄涝排，统筹有度。清康熙《会稽县志》也称：“自建三江闸，而山、会、萧三邑无旱之忧，殆百年矣。”
萧山东部平原抗旱能力的提升不仅得益于萧绍平原的整合治理，水利条件有了很大提高，此外与该时期的水利技术发展也有不可脱离的关系。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中，就列举了多种提水工具。书中所列简易的有辘轱、戽斗、刮车、桔槔；较复杂的有翻车（龙骨车）、筒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卫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筒车。[103]这些水利技术在元末明初，已广泛应用到江南农村。“明洪武初（1368—1378），萧山人单俊良创制戽水牛车，代替当时还较笨拙的人力水车，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灌溉效率。”[104]之后，人力的龙骨水车又进一步改进、简化，便于其广泛推广应用。有学者也提出了“萧山湘湖水利的地位、作用的下降落败，并导致最终湮废，与广泛使用龙骨水车不无关系”[105]。
之所以选定南宋以后的时间段来进行绍兴地区的旱灾情况分析，主要在于南宋定都临安后，绍兴府受到朝廷重视，对地方的水旱情况多有关注和记载。另一方面，宋代以来，特别是南宋以后，地方志的编撰迅速发展，这也使得地方性的历史得以较完整传承。从表6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以来，绍兴地区旱灾发生的频率相对于宋元时期而言，已大大降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清以来该地区抗旱能力的提升。
表6 南宋以来绍兴地区旱灾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绍兴历史旱灾记录》统计得出，参见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9、50页。
2.湘湖湖水灌溉区域的缩小
湘湖创建的主要任务是解九乡农田之秋旱，其放水的时间仅限立秋前3日至白露后3日，共36天。萧绍河网水系形成、灌溉技术提升后，萧山东部平原抗旱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来苏、崇化、昭明等乡的农田已经不需要依赖湘湖水来解秋旱。湘湖水所溉的区域缩小，所起到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湘湖原来所灌溉的九乡之田，在元末已经有部分村落因开挖渔浦新江而被分割在江南岸，无法引湘湖之水。清嘉庆年间，萧山乡绅于士达通过实地勘察，对湘湖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著成《湘湖考略》一书。根据于士达当时的考证，十八穴中的石岩穴（溉崇化、昭明、由化乡）、亭子头（新义乡）、许贤霪（许贤乡）、历山南穴和历山北穴（安养乡）、周婆湫（夏孝乡）这六穴已废；而黄家霪（崇化、昭明、由化）、童家湫（崇化、来苏）这两穴也已无用。从湮废放水穴所对应的灌溉区域来看，的确也是以崇化、昭明、来苏、由化、安养、许贤这些乡为主。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主垦派在论述到湘湖的水利状况时就讲到：“宋设放水十八穴，明设八闸，今之所开者六闸。”[106]按此说，清末所开的水穴只占原来的三分之一。民国初经周易藻所查，当时所存者只有八闸（湫口、盛家港、横塘穴、塘子堰、河墅堰、杨岐穴、凤林穴、石岩堰）；照章开闭者四处（横塘穴、塘子堰、河墅堰、凤林穴）；遇大旱开放者二（湫口、盛家港）；石岩堰永不开放，杨岐穴永远不闭。[107]
《湘湖考略》中提到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湘湖周边私挖霪穴、架设水车的盗水情况比较严重。“康熙五十八年县丞贾克昌会同绅士，勘得官霪十八穴，私霪三十三处，沿湖车水基址共四十余处。”[108]而经于士达考证，私霪为十四处。盗水现象的严重，造成湘湖蓄水量的骤减。距湖稍远的萧山东部平原农田，也就很难充分享受湘湖水的灌溉（见表7）。
表7 明代以来九乡用水变化表
续 表
资料来源：周易藻，《萧山湘湖志》卷二，民国十六年（1927年）铅印本，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