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东部季风区内的气候体现出很强的变异性，而变异性气候又常常意味着频繁、剧烈的自然灾害。洪涝与旱灾往往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农业减产与社会结构的失衡等。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中，人口与农业集中于东部季风区，东部滨海地区又是东部季风区内的特殊区域。东部滨海地区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位于陆域与海域的交界处。从水系上来说是河流与海流的交汇处，陆域河湖由于海水咸潮的倒灌会受到潮流与潮波的影响。海域中的岛屿又有河流冲积的沙岛与海洋珊瑚礁岛之别。从经济上来说是民众生产与生计上的不同，因为陆域与海域各区自然资源迥异。从社会文化上来说，陆域与海域的人民在生活方式与文化风俗上也差别明显。东部滨海地区富有鱼盐资源，因而民众生计与生活往往也紧紧围绕鱼盐而展开。因此，历史时期的渔业经济与盐业经济状况以及渔民社会与盐民社会实态，也就成了滨海地区最为重要的学术议题。中国在传统历史时期向为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而水利又为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则立基于各区域内的河湖水系等自然环境背景条件。因此，东部滨海地区的河湖水系变迁与水利演变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该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揭示历史时期该区河湖水利变迁的实际情形，是求真。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探讨历史时期的变迁，可以总结其变迁规律，对当前的河湖水系发展与治理进行指导，也有助于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上就是本书两大核心议题的学理所在。
本书由多篇论文组稿整合而成。论文内容均涉及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沪滨海地区的渔盐经济与社会以及河湖水系与水利等问题，讨论问题是以历史地理的视角切入，故而取名为《滨海历史地理》。本书以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为研究方法，是对中国东部滨海地区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所进行的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各篇大体可分为两大议题，其一为渔盐经济与社会，其二则是河湖水利与社会，故而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明代闽、广地区的渔业分布》《略论清代的渔盐》《近代上海的渔业用冰与冰鲜水产消费（1931—1949）》《论民国二十五年浙东岱山的盐户渔民暴动案》《历史时期利津县境的盐场与盐业》五篇对明清至近代到民国时期东部沿海闽广地区、浙东岱山、上海以及山东利津等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下编《夏盖湖历代因革演变研究》《萧绍平原的河湖水利体系与湘湖之兴废》《明清时期嘉定地区的水利与社会》三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浙东地区自唐宋以来夏盖湖、湘湖等的湖泊演变与水利体系变迁以及明清时期嘉定地区的水利与社会。
《明代闽、广地区的渔业分布》一文，主要以表格与文字叙述相结合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先是梳理了明代福建与两广地区的河泊所设置沿革史，使其明晰地展示了明代时期各个阶段两个地区河泊所的存废情况。在资料上力求全面收集《明实录》、政书、地志以及文集、笔记等各类丰富的文献，地志则包括总志与方志，方志广及两区的省志、府志、县志等各个层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计与分析了两个地区明代时期河泊所的数量分布与变迁，指出其阶段性特点。另外，从渔业课税与渔民人户数的角度切入，分析统计了明中后期闽、广两地各府县鱼课米、渔户、渔民人口数以及各府渔民比例等。
《略论清代的渔盐》一篇，首先，详细介绍了广东沿海的干标、帮饷制度，然后阐述了两淮、江浙地区的渔盐配售制度。其次，针对渔盐税收与渔盐走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为支持渔业发展，以及渔获物加工与保鲜的需要，渔盐向行轻税的制度。食盐行专卖税向来是历朝历代政权赖以支撑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渔盐税率远低于食用盐的税率。这也就为渔盐走私并向食盐流通奠定了经济基础，私枭往往铤而走险以贩私。如此，走私与巡缉就成了传统历史时期滨海地区的重要话题。文章最后根据搜罗的相关文献数据对清代的渔盐用量以及相应的渔获物数量进行了合理的估算。
《近代上海的渔业用冰与冰鲜水产消费（1931—1949）》一篇，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方志、档案、报刊等多种材料进行了爬梳排比、整理归类，同时，用地理学中经济地理的分析方法，对冰厂、大型水产市场的选址进行了分析，通过大量表格数据的量化分析直观形象地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文章首先从天然冰厂与机制冰厂的对比这一角度切入，天然冰与机制冰的制取工艺不同，其分布也就很不一样。因科技的发展及其制取成本上的相应差异，二者后期的发展形势与对比就很不相同，体现了机制冰和天然冰前后市场地位的转换。其后，又曾因成本的变化而出现过反复。其次，文章揭示了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不同阶段机制冰市场的发展变迁。渔获物保鲜是采用天然冰还是机制冰，近代前期曾有争论。之后，机制冰由于产量多，分布位置较为灵活，以及制冰原料洁净等原因，开始逐渐取代天然冰。再次，文章概要性地叙述了近代上海冰鲜水产的产、运、销。最后，文章重点讨论了冰厂的蓬勃发展以及“二战”后上海地区的水产消费，指出冰鲜水产的消费改变了过去“忍臭吃石首”的习俗，产生了新的饮食风尚。
《论民国二十五年浙东岱山的盐户渔民暴动案》一文，围绕浙江岱山的盐户渔民因反对食盐归堆与渔盐变色而联合三千余人发生了空前的大暴动这一事件展开讨论。盐场场长兼秤放局局长及税警员工等数人，被暴动渔民们施以剖腹挖心、填石或盐渍沉海的酷刑。其暴动规模之大具体体现在参与人数、武力配置、持续时间及其深远影响等各个方面。官民双方就暴动事件的经过、原因及其善后等各持不同的立场和相互矛盾的说辞。这次暴动事件对浙东滨海地区的渔盐生产和区域开发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文章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追溯了岱山盐场的建置沿革以及盐业生产的源流，从该区渔盐资源的密切配合这一角度深入分析了岱山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指出岱山惨案爆发的原因之一在于渔盐资源配合上的失衡。其次，进一步探讨了渔盐税额的演变与渔盐用量在岱山产盐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再次，文章揭示了岱山地区渔、盐经济下的社会生态。该区自清末民国之交以来即已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岱、衢两岛孤悬耸峙于海中，产鱼极盛，产盐亦极盛。渔盐轻税，早在清末时岱、衢两地私商盐枭即互通声气，武装走私，官民之间、官商之间时有武装对抗。暴动案发生前的数月又有一系列诱因与先兆。在矛盾的酝酿、累积与发酵下，盐场税警队与地方之间积怨日深，税警队在地方上下完全不得人心，从民众到士绅到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如乡镇长官等，都视税警如土匪。矛盾和积怨最终以惨烈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当时的报刊对此有详尽而连续的报道，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这次暴动事件折射出了其时浙东滨海地区的渔业经济与盐业经济、渔民社会与盐民社会的实况，反映出其社会生态处于官民对立的严重局面。最后，限于主题与篇幅，文章又以余论的形式对未能详细展开的相关议题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渔盐社会生态严重恶化后激发的盐户渔民暴动案，不仅在案件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有余波，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回响。
《历史时期利津县境的盐场与盐业》一文，所选地域在山东利津，地处我国北方，与上述各篇所取地域均在东南沿海有所不同。从地域上来说，可与其余各篇构成明显的南北比较。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以杭州湾为界分为南北两大部分，自此以北主要为沙岸，以南则为岩岸。南北滨海地区的成陆过程与速率、海岸线的发展等都很不一样。山东利津地处含沙量极高的黄河入海口，海岸线的延展与滨海成陆速度相当快，因而其盐场分布与盐业经济的变迁也与上文所述地处东南沿海的岱、衢两岛迥异。文章首先简单回顾了元代以前利津县所在区域的盐业生产，然后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元明时期利津县境内宁海、丰国及永阜三大盐场的建立及发展，包括其始设时间和地理位置、盐场机构、制盐技术及盐业聚落等。其次，文章阐述了清朝利津县三大盐场的裁并以及永阜场的兴盛发展，如永阜场盐滩在康、雍、乾及嘉庆年间等多个阶段的时空分布变迁。最后，文章分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中利津县境内盐场位置变迁与海岸线之间的关系，指出各个阶段的特点，以表格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排比与梳理，并以专题地图的形式作出了直观形象的呈现。海岸线的东北向移动与黄河带来的泥沙在利津县境内的造陆活动密切相关，盐场滩池的空间分布也与海岸线的变迁紧密关联，大体呈正相关。但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之后，盐场受到黄河的破坏，产盐之处不再跟随海岸线的位置移动而东北向移动，盐场滩池数呈缩减之势。光绪三十年（1904年）薄庄堤坝溃决，利津县从此停止盐业生产，永阜场盐业走向没落。
《夏盖湖历代因革演变研究》一篇中，宋元与明清两个时段夏盖湖演变特点迥异的观点值得重视。夏盖湖在宋元时期被频繁废复，所谓“屡废屡复，翻若波涛”，而明清时期则真正走向全面垦废。夏盖湖的演变在前后两个阶段的控制性因子有所不同，在宋元时期以自然因素为主，明清时期则以人文因素为主。宋元时期与气候温和、海平面高而难于排涝，湖泊水域虽宽却水深较浅有关，再加上湖泊以皇室、王府、权贵等侵占为主而垦实未多，故易于废复变更。明清时期则开始转向以经济、社会因素占主导，湖区开发加快，人口增多，因此从经济学所称的“边际效益”也就是土地的实际产出价值角度来看，湖泊开发为耕地的价值已远远大于作为水域进行灌溉的价值。明清时期江南已非商品粮基地而反成了商品粮消费地，由原宋元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区和产区转变为粮、棉、桑等的多元结合，经济作物在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较为单一的种植结构转而成为丰富多元的种植结构。经济作物的产出价值远高于粮食，粮食则部分甚至大量依赖于沿江、沿运一带米市的商品粮供应。
《萧绍平原的河湖水利体系与湘湖之兴废》一篇中，应特别重视对湘湖为何逐步湮废的讨论不能局限于湘湖本身这一观点。后期湘湖灌溉作用的削弱与其所在大区域的水利环境变迁也就是萧绍水利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萧绍水利体系的形成又取决于浦阳江的改道与三江闸的修筑。关于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河道的演变，本文的认识与学界有些观点有所不同。浦阳江下游河道的变迁，其影响因素之一在于浦阳江与钱塘江二者之间的关系。陈吉余先生此前关于钱江口门变迁受浦阳江影响的认识有误，与实际情形相反了。浦阳江年平均径流量仅二十多亿立方米，而钱塘江的年平均径流量高达四百多亿立方米，钱江是浦江的二十多倍，二者之间相差极为悬殊的对比关系在历史时期是不变的。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河道是西出还是东流，其变迁受到径流量巨大的钱塘江江水顶托的影响。钱塘江口门及其主泓道的摆动是周期性的，故而浦阳江下游的流向也完全可能是周期性反复的。因此本文认为朱海滨关于浦阳江自明中期开碛堰前一直东流的观点有误。根据水流就下的规律，河流会自然选择坡降最陡、流路最短的顺直路线。从地形地势上分析，浦阳江西北出与东流两个方向相比较而言，西出由西北向汇聚钱塘江，比之迂回曲折而东注入海，比降更大，流速更快，流路也更短。浦阳江这一顺直的西北向流路，又取决于其地质背景上西北向的地层断裂线。
《明清时期嘉定地区的水利与社会》一文的特点，在于选择较为微观的县域尺度探讨传统历史时期的江南水利社会。文章从嘉定县的地缘关系、农业经济、自然灾害及社会应对以及相关个案分析与文化信仰等多个方面，考察了水利对嘉定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该文研究了“夫束”这种嘉、宝两邑特有的水利劳役制度，所谓“他邑田不编夫，而嘉、宝独编夫”。因嘉、宝两邑地处濒海，每日潮汐往来，“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所谓“夫束”，即按田起夫，田多者为夫头，田少者为协夫，每隔十年根据田产的归属情况进行轮换，“遇有河工，夫头各率协夫，分段疏浚，取通力合作之义”。夫束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使其“专司浚河，绅民一律”。“夫束”制度的产生既有其积极意义，给嘉定县水利带来了不少正面影响，也有一定的弊端，如“夫头”累赔之害、“夫壳”冒领之害以及“户”“图”不同之害。此外，该文还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南翔镇疏浚案为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嘉定与上海两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利益争端，二者之间围绕应否协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驳，针对其水利纠纷的矛盾与特点，须合理考虑如何均衡各行业各阶层的负担与利益。这一水利协修的个案研究深化了本文的专题讨论。
社会变迁取决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立基于自然环境，可谓陈陈相因、环环相扣。地理学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这两种学科特点，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仍然归属于地理学。因此，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能较好地诠释区域内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联动性的整体。本书各篇既是专门历史地理研究，但也尽可能顾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因此，全书虽由多篇论文整合而成，但相关主旨并未明显弱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本书上编中《明代闽、广地区的渔业分布》一文由笔者十几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缩并而成，文章内容较为浅显，其时文笔也明显稚嫩，然方志资料等的收集与分析还是比较有代表性，故仍以存真的方式收入本书。《略论清代的渔盐》一文也是笔者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旧文，所讨论的区域也主要是两广闽浙地区，可与前篇相呼应。《论民国二十五年浙东岱山的盐户渔民暴动案》一篇是近年为参加学术会议而草成之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以浙东岱山为代表的海岛渔盐经济及其社会生态的进一步思考基本已在余论中提出，但讨论尚不够深入。其余几篇主要据笔者所先后指导的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改编而成，大多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有些已经在期刊上公开发表过。由于全书文字成于多人之手，严谨不一，风格有异，叙述和讨论不当的地方，希望得到学界朋友们的指正。
最后，非常感谢责编关春巧女士非常认真仔细的校核与审读，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辛勤的工作。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姜明辉同学为全文的校核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谨此为记。
尹玲玲
202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