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厂蓬勃发展至“二战”后上海地区的水产消费
随着上海地区冰厂数量的遍地开花和冷藏制冰行业的蓬勃发展，上海地区从事冰鲜水产贩卖的冰鲜鱼行数目也在逐渐增加。据统计[122]，1936年时经营冰鲜鱼行（海水鱼行）的数目达到26家，而同时期经营河鲜行业的淡水鱼行，数量仅有8家，二者相差悬殊。从事冰鲜水产贩卖行业的人数逐渐增多，反映该地区冰鲜水产消费的比重上升。
我国古代鱼类保鲜，通常采用盐藏和干制之法，这两种方法的原理相似，都是尽可能榨干鱼体内的水分，使其不易腐败。但是这两种传统的保鲜方式似乎达不到“鲜”的标准，它们的适口性较差，或多或少都改变了鱼肉的本来味道。在南方甚至有被称为“忍臭吃石首”的习惯。清末民初随着冰窖、冰厂的大量出现，冰也大量应用于水产保鲜。“上海为吾国冰鲜鱼类集散之总枢。”[123]在这一时段中，冰鲜水产已经占据了水产市场的大半，输入上海的冰鲜主要有冰鲜渔轮、冰鲜船和冰鲜鱼桶头三种类型。
随着渔轮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式海鲜，并且数量、价格等方面较传统的海鲜（大、小黄鱼）要高，所以后面渔业努力的方向是捕获更多价值较高的海鲜，如“铜盆鱼、金线、鲳、鮸、鳗等”[124]，但并不等于大、小黄鱼不重要。从数量和价格来看，虽然在渔汛时节数量多，较为便宜，但是由于冰厂、冷藏库的兴建，大量的商人发现其中的商机，在渔汛时冷藏大量的大、小黄鱼，而在淡季时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所以大、小黄鱼成为冷藏鱼类的宠儿，不仅因为其数量巨大，更因为它们是传统受欢迎的海鲜，易于出售。
在抗日战争之前，上海地区的水产消费每年达到130万担左右，而冰鲜水产的消费占据水产市场的60%以上。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到1949年上海解放，中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上海的水产业也受到很大影响，水产消费从数量到种类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1937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间，上海地区的水产消费出现了非常态的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正常的发展，而是受战争因素影响出现的。从外在表现看，随着战争的开始，上海及周边居民纷纷到租界避难，他们所带来的购买力，为水产消费带来异常的繁荣；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军进入租界，一大批人纷纷逃难，又使水产消费骤降。从内在看，日本利用战争期间对上海的控制，向上海大肆倾销水产，侵占了中国的水产市场，为其自身牟取了巨大的利益。这种非常态的发展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得以终结。
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军八年的蹂躏和摧残，我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水产业也不例外。在战争期间，“日本船只在日军的保护下乘机大举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大肆捕捞，并将捕获物运入上海鱼市场倾销”[125]。不仅如此，捕获鱼类的渔船、渔轮等，破坏、受损严重，导致到1946年为止，“上海方面接收敌伪水产机构的渔轮，现在可以勉强应用的，共有五对”[126]。上海地区的渔业想要恢复到战前水平，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联合国拨给我国渔业的救济物资，截至1948年4月，“两年多来始终没有分配”[127]。笔者认为计划实行不顺利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部门的监守自盗，“一部分渔业物资，经由商人之手，在市场上发现”[128]。原本是用来救济我国渔业的物资，却被资本家用来贩卖以获取利润。并且除已经拨发下去的渔轮外，渔管处的渔轮也参与海外捕鱼，“本市自上年（1947年）以来，因行总渔管处渔轮三十余艘，全部鱼货在沪销售”[129]。与民争利，无形中又增加了上海鱼市的压力，让刚刚复苏的民营企业受到冲击。并且冰厂及冷藏库等配套设施未能及时建造。“（联合国）给予当时的政府大批渔业救济物资，其中有75套15吨的制冰厂设备。但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连一个制冰厂都没有建立起来。”[130]
虽然联合国救济我国渔业的计划实行并不乐观，很多救济物资并没有落到实处，但是在战后各种刺激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渔轮业几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从海水鱼的消费数量上看几乎与战前持平，这对于抗战刚刚结束、正处于复兴阶段的我国渔业来说已经是一大进步了。
在物价飞涨的时期，上海市民消费水产的风尚也有细微的变化。“近半月来，有几种东西的上涨率，已超过粮食和燃料多多。一种是咸黄鱼，近日上海的街头巷尾，或者临街晒台上，到处可见晒干的咸黄鱼，几乎可以说是家家必有几斤，其销路的总数如何，当可想见。”[131]由于咸干类水产可以长久存放，水产的价格较其他物价来说上涨缓慢，从而对消费者有利，所以咸干类的大小黄鱼成了家家户户必备之物。咸干鱼的消费量几乎快达到海水鱼的消费量了。
1945—1949年上海地区水产消费，总体上来说是在战后渔业复兴及联合国救济中国渔业的前提下，经过战后的恢复和联合国的救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但是受到解放战争爆发和通货膨胀的社会背景影响，水产消费出现了以咸干类水产居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