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协修的个案研究：光绪三十年南翔镇疏浚案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作物的丰稔需要灌溉来保证，而灌溉能否顺利进行又需要修建水利工程作为坚实的后盾。事实上，像嘉定县这样一个江南水乡，其非县级的水利工程几乎都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吴淞江、刘河这样的跨省级河流才会有中央官员直接主持治理，而一般县级、村级河流都是由县内士绅、普通居民、佃户农民担任主要的治理工作，县级官员则起到协调的作用。如果说，整个中国是一个宏观的、政府权力作为主导的、动员全民的水利社会的话，那么嘉定县即是一个微观的、由士绅阶级为主导的，同样动员全县人民的水利社会。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54]，需要从矛盾与冲突中，总结整个嘉定水利社会本身具有的特点。

水利纠纷是乡村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点，尤其是在大旱之年急需水源灌溉的农村，有“争水如珠”之说。武汉大学的熊元斌有《清代浙江地区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办法》一文，从邻县、村落、宗姓、土客、农商等几个不同关系体系讨论了水利纠纷的诸多形式，指出“争水使两个对立的共同体在同一个大的利害共同圈中趋向集团化”^[55]，并解释了官员和乡绅在调解水利纠纷时采取的对策和措施。胡其伟有博士论文《民国以来沂沭泗流域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56]，将水利纠纷与环境变化联系在一起，其更提出了“水利单元”一说，将水利与行政区划的变化结合起来。王培华的《清代河西走廊的水利纷争及其原因》^[57]一文，通过对黑河、石羊河流域的争水个案分析，总结出争水矛盾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也谈到了因河源与河流所属不同行政区域，直接导致了争水矛盾的产生。

与以上这些并不完全类似的是，嘉定县所产生的水利纠纷或许比起上述者来，矛盾的火爆程度简直不值一提。会产生矛盾的关键还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下文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嘉定县南翔镇振德堂董事主持修浚河道一案为例，对周边与嘉定县的水利纠纷做出分析，或者可以从中一窥嘉定及其周边地区水利争端的特点。

南翔镇距离嘉定县县城约二十四里，古名槎溪。因南朝梁代曾经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名镇，故称“南翔”。早在宋元之间，南翔镇已经是江南巨镇。万历《嘉定县志》载：“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58]虽然后来略有反复，但始终是嘉定七镇中的翘楚，素有“银南翔”之称。因此南翔当地士绅绝对有担当组织治理河道的能力与财力，同时，商业繁荣离不开交通的便利。在江南水乡，水道是非常基本的通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