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盐场机构、制盐技术及盐业聚落
1.明朝盐场机构、职官的完善
元明两代是利津县境内三大盐场产量丰富、兴盛发展的时期。元初盐场设立后，明朝进一步设官管理，“山东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一人，同知一人，判官一人，经历司经历一人，知事一人，盐仓大使一人，益昌库大使一人。滨乐分司：永利场大使一人，丰民场大使一人，富国场大使一人，利国场大使一人，永阜场大使一人，宁海场大使一人、副使一人”[28]。滨乐分司下辖的宁海场盐课司、永阜场盐课司和丰国场盐课司也纷纷建立，组成控制盐业生产的一个严密系统。
关于利津县境内所设盐业机构的位置，雍正《山东盐法志》卷五《公署》中记载，永阜场大使公署，在利津县城东北五十五里，距省三百二十里。又，据咸丰九年（1859年）《武定府志》卷一二《盐法》中记载，永阜场大使署在利津县东北五十里的辛庄，康熙十六年裁丰国、宁海二场归并本场管理，该场额丁、地等项银一千三百六十九两五钱一厘。府属十州县皆票地。按，盐商有引商有票商，凡行引之地，票商不得撬越，票地亦然，划里分疆各有界限。
永阜场盐官的职责主要是：“督查煎盐、征收灶课、按商引称验街角、稽查窝囤私贩，并管理场垣坨地。”[29]关于利津县盐业机构的职官俸禄，雍正《山东盐法志》卷四《职官》中记载，永阜场大使俸银三十两五钱二分，皂隶两名，工食银十四两四钱，在利津县支领。[30]另有嘉庆《山东盐法志》卷一五《职官》记载，时设滨乐分司运同一员，秩从四品，辖永利、永阜、富国、王家冈、官台五个盐场，负责管理蒲台关秤掣、督征场课、催赞运程、杜缉私贩、稽查所属勤惰等。明朝时期，辖王家冈、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十二场盐课司，雒口批验所。雒口批验所大使一员秩正八品，专门负责雒关批验所盐引岁支，俸银四十两，养廉银二百两，额设攒典一名，书役数名。康熙十六年（1677年）巡盐御史迈色会同山东巡抚具题，将“高家港、新镇二场裁去归并王家冈管理”，“宁海、丰国二场裁去，归并永阜场管理”，“户部覆准”，如此，“今之永阜场则兼并宁海、丰国矣。十场之中惟永阜、王家冈为最大，其所征粮额或一千四百或一千九百，具溢古制”，“永阜场大使一员，岁支俸银四十两，养廉银三百两，公费银三十五两，额设攒典一名”[31]。
永阜场作为利津县乃至山东省产盐的大宗，政府重视其盐业的生产、运输及防止食盐走私。政府考虑到永阜场运盐的重要地位，通过设立各“汛”缉私以掌控盐业生产。嘉庆《山东盐法志》卷一一《本朝奏疏》中记载：
至于坐落利津县之永阜场，东运额引五十万道，俱于此场配运，最为紧要，然引盐积弊渐轻，但永阜场之汀河西北一带地广人稀，辛庄东南一带草深土旷，应移驻外委一员、兵丁四名，安设辛庄，在拨兵丁五名安设汀河。饬今商人多设巡役协同，严缉私贩。臣思余家港汛兵专为巡缉私盐而设，除兵饷外又有商人捐给工食银两，以上九山移驻兵弁十名，辛庄、汀河移驻兵弁十名，均应就近于余家港马步兵八十名内酌留调发，无庸另为添设。其所需汛房，仍照余家港例饬令该商捐资盖给等语。户部查覆应如所请，将调发兵丁造具花名清册咨送兵部查核，仍饬今该官弁兵役不时严加巡缉，务使私贩敛迹，倘失于觉察即行照例议处究治。其久山镇、辛庄、汀河等处移驻兵弁所需汛房，应令该商等捐资盖给。至兵丁既专为巡缉私盐而设，除兵饷外令商人量为捐给工食以资养赡，仍将捐盖过汛房报明户部查核。又称票商退认之弊宜清也。查本省票盐多系本地土商承办，有力则克，无力则退。[32]
嘉庆《山东盐法志》卷一二《赋课》则记载：“其要缺之永阜、永利、涛雒三场大使每年每员给引三百两似足敷用”，“永阜场书役饭食银一百五十两。”[33]
又，嘉庆《山东盐法志》卷一六《职官下·场官表》记载了永阜场官员的任职情况：雍正十一年周道沣；十三年汪璇（由富国场调任）、李杨；乾隆十四年丁长睿；十八年喻锡度（由登宁场调任）；二十三年俞调元（由登宁场调任）；二十四年曾敏传（由富国场调任）；三十三年胡叙宁；三十七年杨镛（由永利场调任）；三十八年王铭锟（由蒲台批验所调任）；三十九年苏俊；四十年徐淳（由信阳场调任）；四十二年杨春亮；四十七年徐士翔；五十二年杨以云（由王家冈场调任）；五十七年海亮（由蒲台批验所调任）；嘉庆元年汪德润（由西由场调任）；九年胡晋（由涛雒场调任）。[34]《山东盐法续增备考》中也有记载永阜场职官的历任情况，现摘录一小段如下：“永阜场大使，胡晋，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卸事；林辨香，试用盐大使署理，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到任；韩宣训，嘉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平克仁，试用盐大使署理，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韩宣训，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回任；陈泰安，盐经历署理，道光三年五月十二日到任；何学传，道光四年正月十五日到任。”[35]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永阜场官员都是由具有管理经验的其他盐场大使调任或署理的，反映出山东省境内各大盐场之间的密切关联。虽然各大盐场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政府对此有十分明确的严格规定，且行盐范围不可逾越，但是当某个盐场产盐不足，其他盐场可以立即进行调整，开放新的盐滩，并往该地区运盐。
2.制盐技术的进步：从煎煮法到滩晒法
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采用煮盐法，即用陶质盔形器加热海水，一边烧火一边添海水，直至最终剩盐为止。从唐代开始，用得最久的是煎盐法，即提取卤水，用浅而阔的铁盘或竹盘熬干以取盐，后来改为用铁锅煎盐。至明初一天一夜可煎盐六盘，每盘重一百斤。明世宗在位期间，煎盐法逐渐让位于晒盐法，尤其在明朝中期，先进的滩晒法传入北方之后，滩晒法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省工时，是海盐生产史上的重大变革。
关于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盐场具体何时开始使用滩晒法制盐，王赛时在其《明清时期的山东盐业生产状况》一文中提到，从煎晒转换情况来看，日照、莱州在康熙时改煎为晒，昌邑、寿光、沾化在雍正时改煎为晒，文登最晚在道光时期才改煎为晒。但是山东省内滩晒法的最早使用却是在这之前，“（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碱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碱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碱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36]。这是在金代发生的山东省博兴县民李孜的“收日炙盐”案，朝廷对其制盐法是否属于犯私盐罪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自此之后再犯的按照私盐罪给予其处罚。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在山东省境博兴县已经开始有了晒盐法的萌芽，但是由于朝廷对盐的高度掌控，此法没有延续并传播开来，传统的煎煮法仍然继续使用，直至后来明末清初南方广泛普及滩晒法制盐。南方滩晒之法始于明代中叶，此技术是由福建人传授过来的，传入后，北方才渐渐地接受并采用。如此看来，北方早在金代即已发明滩晒法，金代远在明之前，也就是说北方先于南方发明此技术。然而滩晒技术的发明，其起始时间和地点与之后的广泛传播与流行并不吻合。
已有研究指出，“晒盐比煎盐成本低，省工时，且产量高，较煎盐要先进。山东盐场中永利、利国、丰民、丰国四场行滩晒法，永阜、新镇、王家岗、宁海四场行煎炼法”[37]。雍正时之盐业专志已指出：“丰国等七盐场离海既近，离河不远，海水无穷，滩晒甚多。煎办正额之外，乡资私贩之源。虽欲禁之，其道无由相应，顺商人之顾，从便收买，就近截角。官引既通，私盐不禁而自绝矣。此杜私贩所当议也。”[38]
嘉庆《山东盐法志》卷七《场灶》中有煎晒记载，即：“晒盐之场有三个，即永利、永阜、王家冈。永利、永阜二场仅有收并盐窝数面，其产盐之丰，则专藉滩晒。”“晒盐各场开沟纳潮，沟道既远又复深广，容纳甚多潮水入沟，既将沟口堵塞，只需大潮一二次即敷终岁开晒之用。”而煎盐离不开锅，文献史料中关于锅面的数量记载如下：“永阜场旧额无，裁并宁海场原额盐锅四面”，“永阜场自三月至五月产盐最旺，谓之春晒。五月下旬停晒，惟有力之户下滩修筑。自七月下旬起晒至九月止谓之秋晒，但气候寒凉，卤水难成，工本较重。圈池规制与富国场同，而多一座池。大率春晒一日，卤厚一分，即可放至第二圈，至第五圈，卤厚五分，放入第一走卤池，至第四池，则卤厚九分，始灌入坐盐池内，十分卤足，而盐化成。约晒五日坐盐寸许，实之于筐，运之坨台，次第归垣。”[39]
值得注意的是据《山东省盐业志》记载：“元至顺元年，山东盐场实行煎晒并举。”[40]明朝中后期晒盐法在山东省境内得到广泛使用，这是盐业史上的一次变革。这种方法引进利津县之后，盐的生产不再是单一依靠芦苇为燃料的煎盐法，既节省了燃料，又提高了盐产量。从此晴天晒盐、雨天煎盐的方式便流传下来。随着黄河造陆的不断进行，沟滩数量明显变多，井滩数量由于距海越来越远而慢慢淤废。
3.兴盛的盐业聚落——官灶城
“官灶城”城池禁垣的修建人是管仲，筑城时间为齐桓公称霸时代，即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后来作为金朝屯兵之所，其规模“延袤三十余里”[41]。官灶城之前叫作“官灶村”，建村于明初，朝廷推行“配户当差”制，“濒海有盐灶”，则为灶籍。编入灶籍的人户，必须世代以籍为定、世守其业。移民在古城池禁垣遗址上定居繁衍，又因是官府对灶户的管理之所，取名为“官灶村”而延续至今，后被史书称为“官灶城”。据雍正《山东盐法志》记载，“官灶城在利津县南，遗址生棘向上，俗传云顺皇棘，近永阜场”[42]。光绪《利津县志》考证云：“丰国镇在利津县东北七十里，则与所谓‘官灶城一在利津’者其地同。”又，“铁门关在县北七十里。丰国镇，金置，明设千户所以资防御，有土城遗址”[43]。“官灶城是官府为保护盐灶不受潮水侵害，防止盐被盗运私卖而建筑的城池，亦称‘禁垣’。官灶城向属利津县地，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沾利两县划分界址，始归沾化县管辖。”[44]官灶城遗址现在沾化县下河乡官灶村东北三里许。当时官灶城产盐之兴盛，“武定府各县有盐商近百家，制盐业、销售业十分发达。仅灶户就有千户之多，每年仅此一项的收入就近万两银子。加之官府的自留地——沾化官灶城的收入，每年要有几万两银子的流水”[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