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用水体系的破坏

碛堰的反复开堵以及浦阳江河道的变迁，影响到了湘湖所及的九乡之田，破坏了湘湖的用水体系。

1.湘湖创建时溉八乡之田

湘湖在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初建时，乃灌周边八乡（夏孝、安养、长兴、来苏、昭名、由化、崇化、新义）之田，许贤之田并不在列。到了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县丞赵善济以“旱岁多讼”为由，增开许贤霪，以溉许贤之田，但仍用旧约。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年），知县顾冲才制定新的法规，“少损八乡以益许贤”。

许贤乡地处湘湖南部，此地毗邻上湘湖，理应被纳入湘湖的灌溉范围，为何在湘湖初创时，却没有许贤乡的份？因为在南宋以前，新江（碛堰至义桥江段）、渔浦江（义桥至渔浦江段）还未开，浦阳江出碛堰山口后，经碛堰山，沿元宝山西麓，过新坝东、茅山头，至峡山头入渔浦，而非今日的临浦至小砾山浦阳江江道，许贤乡尽可引这些河流之水以灌农田。这也印证了陈桥驿的观点：“碛堰山口作为浦阳江主要通道的年代大致当在北宋初期，直到北宋后期，仍然畅通无阻。”^[80]如此的话，许贤乡此时不须依赖湘湖水。

2.南宋时九乡用水体系形成

南宋初始，碛堰口筑坝。碛堰虽时堵时开，但主流已东折入海。就算是在碛堰开通的年份，出碛堰的水流量也较小。如淳熙七年（1180年），陆游从桐庐返山阴，途经渔浦时就写下《渔浦》一诗：“桐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安得移家常住此，随潮入县伴潮归。”这说明，在当时要从渔浦向东过碛堰口，须等到涨潮之时才行。浦阳江下游河道的东折造成了许贤之地遇旱便无水可取的尴尬境况，也就有了前面所讲的南宋以来“旱岁多讼”，须增开许贤霪来解旱的情况。

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萧山新江开。“但碛堰至义桥段新江初期，断面不大，与新坝上埠、茅山头段共同承担碛堰下来的泄洪任务。新江到义桥西北埠前，与永兴河合并，经义桥里河，出峡山头，入渔浦，注钱塘江。”^[81]此时，渔浦江段未开，安养、许贤乡与湘湖地域仍相连。淳熙九年（1182年），顾冲制定《湘湖均水利约束记》，正式将许贤乡纳入湘湖的灌溉范围，九乡用水体系才正式形成。

3.元末用水之田被江所隔

“元至正元年萧山县主崔家讷筑坝临浦，塞麻溪，开碛堰。”^[82]崔家讷开大了碛堰，并开挖了义桥至渔浦的出水河段，所以主簿赵诚“易舟而梁”建起了渔浦新桥（1353年）。这意味着渔浦江开通，安养乡和许贤乡被江分割。按都图行政划分，安养乡原来受湘湖水的地区包括五都一图：石门、西山下和五都三图：山前吴、东汪、西汪、汪家堰、历山。许贤乡包括六都一图至七都：罗磨板、金街甸、南坞、北坞、下村、石盖、上董和六都四图：华家生、双桥头、渔浦庄、中坟庄。渔浦江开后，安养乡五都一图和许贤乡六都一图至七都则被分割在江南，从此与湘湖水不沾。^[83]湘湖的九乡用水体系开始瓦解。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举人黄元寿第二次呈请开垦湘湖荒地时，就详列湘湖古今水利沿革表，指出“安、许两乡宋元时毗连湘湖，自明代开通碛堰山后，有八成地面割在大江以南，永远不沾湖水，而湖耗未除。其二成地面尚在塘内，均用湖水”^[84]。黄元寿的观点也受到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安、许两乡之地是在明代碛堰山开通后才被分割。其实碛堰早已开通，而安、许两乡在元至正元年（1341年）渔浦江开通之时，已被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