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夏盖湖的复、存
1.建炎四年（1116年）陈橐奏请复湖
建炎四年，余姚陈橐上书越州太守傅崧卿，陈利便，请求复湖。
古人设陂湖以备旱岁，王仲嶷建请以为田，乃引鉴湖自然淤淀已成田陆为说，又有不妨民间水利之语，其欺罔甚矣……今则湖尽为田矣……今既涸之为田，若雨不时降，则拱手以视禾稼之焦枯耳……一遇旱噗，非惟赤子饥饿，僵踣道路，而计司常赋亏欠尤多，虽尽得湖田租课，十不补其三四，又况每遇旱岁，湖田亦随例申诉官中检放与民田等。[49]
陈橐，余姚人，政和上舍第，历官监察御史，擢刑部侍郎，知婺州。陈氏是余姚人，上虞夏盖湖毗邻余姚，对于废湖，作为当地人，更有切肤之痛。此外陈橐还引述建炎二年时上虞县令陈休锡在“邑民尝诉湖田之害于抚谕使者，使者下其状于州县”之后，不顾当时绍兴主管官员以“未得朝廷旨挥”为由，“数窘之”的逆境，“悉罢境内之湖田”。恰好当年“越境大旱，如诸暨、新嵊赤地数百里，农夫无事于铚艾。独上虞大熟，余姚次之，而上虞、新兴等五乡被夏盖湖之利尤为倍收”[50]。陈休锡以民生为重，坚持己见以致忤逆上官的行为确属为民请命，又颇具长远目光。陈橐以两年之前近在眼前的案例佐证自己，对朝廷诸臣也是更有说服力。
此外，陈橐一开始就驳斥了王仲嶷“自然淤淀已成田陆”的说法，斥之为“欺罔”，那么王仲嶷到底为何要“欺罔”？陈橐当时未敢直陈。
2.绍兴二年（1132年）李光奏请复湖
绍兴二年，当时的朝廷重臣李光转奏呈上虞县令赵不摇奏疏，并“力奏之”。
政和间，知越州王仲嶷奏请以湖为田，专为应奉之用。遂使民田频遭损伤，官中虽得些少租课而缘此检放苗米甚多。民间为害尤广，今相度到上虞夏盖等湖一十三处见今改为田计一百三十一顷二十四亩……观此则变湖为田诚为极弊，如将上虞、余姚湖田仍复为湖，委是便利。[51]
3.绍兴三年（1133年）全面调查后复湖
次年，即南宋绍兴三年高宗下诏，命绍兴知府张守对辖内湖田进行深入调查并将意见迅速上报。张守奏疏回复：
今相度上虞、余姚两县湖田复废湖经久利害以闻，守契勘民户所纳苗米，较两年虽为丰熟，但夏秋雨水稍不应时，其减放之数，以湖田所收补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计四千二百余石，民间所失当复数倍。今相度先将余姚、上虞湖田复废为湖，委是经久有利无害，伏望早赐施行。[52]
最后的结果是朝廷认同了李光先前的奏疏，下令上虞、余姚两县湖田复废为湖，但同处绍兴的鉴湖及其他湖泊却未曾获惠于此诏。李光时为朝廷重臣，无论朝中宰执还是地方郡守，都会略给薄面。李光本身亦是上虞本土士人，出生于现在的上虞市北的驿亭镇，即古代夏盖湖驿亭沟附近。但其他被权贵官僚圈占的湖田，因其背后利益集团太过庞大，加上耕地需求，显然不可能再划复为湖。
4.嘉熙元年（1237年）险遭废湖
一段时期内，夏盖湖周边未有关于水利的争讼出现，直到南宋嘉熙元年，夏盖湖再一次面临被废湖为田。根据光绪《上虞县志》中所收录的曾经监潭州的陈谦对此事的记述：
嘉熙丁酉，滨湖民徐文才托之王府，欲湮湖为田，乡之士民张康等具词赴皇弟武康军节度使陈诉曰：“夏盖湖虽周围甚广，而水源悉出上妃、白马二湖，今来徐文才辄以上妃、白马为渔浦湖，打开湖闸泄放湖水，窃恐府第一时被其蒙蔽，未必深知利害，乞移文照会，使民户永被隆天厚地之赐。”[53]
这一次的夏盖湖危机显得有些奇异，徐文才其人不可考，一介草民何以能代表五乡之民，决定投身寄户于王府，以至要“湮湖为田”，导致乡人不得不言辞恳切，乞求勿行此事？对此，《五乡水利本末》中，元代人也有记录：“近岁有本乡破落无籍人徐文才，妄称已经府第投献，径将湖水开放，七乡之田因此旱干，遂成歉岁。”[54]
从这条史料来看，徐文才本是一介“破落无籍”之人，竟然能够堂而皇之开放湖水，欲改湖为田，而乡民不能阻止，其中缘由从“或献于福王府”[55]得以窥见。
无论如何，宋末之前，夏盖湖应该基本未遭受大规模的围垦，夏盖湖依然是“汪洋巨浸”。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江南之地都归属于元。但元代国祚不久，政局不稳，战乱频繁，尤其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江南也是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