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熊仁均

秦统一中国后，由于执行焚书坑儒式的文化专制，楚文化一度遭到政治上的扼杀而沉埋。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仍然在华夏儿女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只是在文化史上，楚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存在，在史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楚文化才重新进入学界，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主旋律中，楚文化研究掀起史无前例的热潮，不仅研究人员众多，规模大，而且形成了系列化、综合化的研究态势，逐渐成为一门蔚为大观的“楚学”。

审视当前楚文化研究的现状，研究内容大体涉及三个方面：1.荆楚地方文化研究。研究中心集中在以湖北为中心地域的楚文化，突出的是地方文化特色。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系列丛书》，就是一套系统研究荆楚文化特色的大型丛书。这套丛书分为胜迹系列、史传系列、学术系列、艺文系列等，可以说是多学科、全方位地展示了荆楚文化的历史画卷。此外，还有董泽芳主编的《荆楚文化研究丛书》，涉猎荆楚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材料、新发现，从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等视角论述荆楚文化的人文意义和内涵。2.楚国历史文化研究。研究中心集中在以古代楚国疆域为中心的楚文化。例如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他在导言部分说：“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稍后，由张正明主编、全国楚文化研究学者分别撰写的《楚学文库》，共18部，更是全景观地展示丰富灿烂的楚国历史文化。3.传统楚文化研究。将楚文化置入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对其历史流变加以审视。例如蔡靖泉的《楚文化流变史》，他认为，西汉之后楚文化“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因此，楚文化的研究应“不限于一地一域，而是放眼神州内外”。《楚文化流变史》在楚文化“传统”上做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对“传统楚文化”缺乏理论的界定，在具体阐述中往往将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化混为一谈，因此“流变史”往往在“传统”内外流离不定。如作者在该书引论部分所作的说明：“本书涉及的内容，乃同于《楚文化史》而为历史学上的文化诸方面。”

综观上述三方面的探索，各有侧重，又互有联系，可谓开拓广泛，挖掘深入，为楚文化研究积淀了极其厚实的学术基础。但是，上述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历史学与考古学层次上，虽然丰果累累，成绩斐然，令人耳目一新，却大体上局限于史料性的发掘、整理与论述。在上述探索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楚文化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或指荆楚文化，或指楚国文化，或指区域文化，或指民族文化，或指历史文化，或指传统文化，各有各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楚文化的逻辑体系，缺乏一个严谨而科学的理论构架。可以这么说，目前楚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瓶颈，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陈涛教授的《楚文化论》正是在这个研究的临界点上应运而生。我认真阅读了陈涛教授著的《楚文化论》全部书稿，认为《楚文化论》的学术意义突出表现在两个“超越”上：一是“超越”楚文化本体史料性研究的视野，从史料性研究升华到理论性研究，即从理论高度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对各种学术观点进行逻辑梳理，进行有序的建构。二是“超越”楚文化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从中华传统文化高度，分析楚文化的内涵、源流、性质、特征、地位及其影响。《楚文化论》以“正名”“内涵”“演变”和“影响”为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观点。

首先是楚文化的研究价值。研究楚文化，不止在于它是历史文化，更在于它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来自历史文化，却不等于历史文化。历史文化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转化为传统文化，即必须是原创性的文化，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以及代代相传、至今仍活跃在现实生活里的文化。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核心特征之一。

其次是楚文化的内涵。楚文化既含有荆楚地域文化，又含有楚国历史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它与周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源头。楚文化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从地理人文看，周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或者称北方文化；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的楚国文化，或者称南方文化。周文化带有北方阳刚的乡土特征，楚文化带有南方阴柔的乡土特征。从文明层次看，周文化已进入宗法社会，特征是信“天命”建“礼仪”；楚文化尚滞留在原始社会，特征是信“鬼神”行“巫术”。从文化精神看，周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容法家、兵家、纵横家等文化；楚文化则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兼容阴阳家等文化。

再次是楚文化的地位。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道、佛“三教一体”的文化系统。在系统结构中，楚文化居于中介的地位。道教是联系儒教与佛教的纽带。从结构功能看，中原的儒教文化建构的是“伦理道德”的社会秩序，外来的佛教文化建构的是“四大皆空”的灵魂秩序，而楚文化的道教文化功能，是以“道法自然”的自然秩序来解构儒教的道德秩序与佛教的灵魂秩序，让人挣脱内外束缚，返归自然。正是楚文化的中介作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系统才形成了一个“正（建构）→反（解构）→合（重构）”的自调机制，从而在一张一弛的辩证发展中，具有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最后是楚文化的演变。《楚文化论》认为，纯粹的楚文化只有在理论意义上存在，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楚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三教”的文化元素错综交融，千变万化。楚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因时因地的历史演变状态。

按文化版图说，四川属于巴蜀文化区域，显然不是楚文化的原发地。但是，四川与楚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首先是清初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致使四川人的祖先约60%来自楚地，几百年来，巴蜀文化中融入了很强的楚文化的基因。其次由楚文化演变而来的“道教”发源于四川大邑县鹤鸣山，由于“道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在四川社会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楚俗民风。因此，巴蜀的生活方式里始终弥漫着传统楚文化的氛围，在各种文化现象中流贯着楚文化的血脉。

四川省楚文化研究会自创立以来，便以研究传统楚文化作为学会的宗旨，一直以弘扬优秀传统楚文化为己任。近年来，学会开展了多种样式的传播楚文化的活动，并专门成立了楚文化学术专著编委会，规划、组织及资助学会成员进行科研立项与研究。《楚文化论》是学会推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对传统楚文化更多的关注，将楚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是为序。

（熊仁均，四川省楚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促进会楚熊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