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楚国文化与楚文化
“楚”是个多义的概念。“楚”可以指楚地，《说文解字》：“楚，丛木。一名荆也。”荆楚作为地名，先是称荆，后才称楚，也有连称作荆楚。《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荆楚即当今的湖北地区，古代是楚人所居之地。据此，楚文化或称作荆楚文化，被认作是楚人所创造的并沿袭下来的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系列丛书》，就是系统研究荆楚地方文化特色的大型丛书。
“楚”可以指楚国，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是楚国第一任君主，当时楚国不过是50平方千米的小国。楚国的主要郢都在荆州（今荆州市江陵县纪南城为其遗址）。此后700多年间，楚国兼并周边诸侯国，国土最大时拥有湖北全部，以及湖南、重庆、广东、安徽、江苏、河南、江西、山东等部分地方，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国家。因此楚国的郢都并不确定，随着疆土的拓展而不断迁移。及至熊通接位之时，楚君自称为“王”，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区域，甚至问鼎中原，灭掉了鲁国。显然，“楚”作为国家而言，所辖的地域是变化的，或扩大，或缩小，国家所辖的区域也是多民族的，地域文化是多元的。可以说，楚国文化是以荆楚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
张正明先生正是将楚文化界定为楚国文化，他在《楚文化史》中说：“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张文中说的“楚”显然指的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持张的观点，他说：“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可见“楚文化”就是南方文化。南方文化包括哪些地区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越、楚则有三俗。”（注：《左传》称楚人为“楚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乃奔荆蛮”，《索隐》：“蛮亦称越”，故这里的荆蛮乃指越人，司马迁概指为“越、楚”，即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所谓“三俗”，包括“西楚”，即与巴蜀毗邻的荆楚文化（包含巴楚文化）；“东楚”，即沿海一带的吴楚文化、越楚文化；“南楚”，即与岭南相连的湘楚等华南文化。楚国文化系统包括三大地域的文化系统。
张、季对楚文化空间领域的界定，其实均出自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先秦“诸子百家”大体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北方派（黄河流域文化）“大成于孔子、墨子”，通称周文化；一是南方派（长江流域文化）“大成于老子”，通称楚文化。不过，在“楚文化”的内涵上，张与王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分歧。张正明先生认为：“所谓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2]他将楚文化定义为楚国的历史文化。因此，他提出：“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他认为，楚文化“正是凭借着它的六根支柱营造成功的”。根据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有学者概括出楚文化的“四大精神”：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锐意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这就是现在学界比较流行的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四大精神”论。
与张说的楚文化界定不同，王国维先生说的楚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创造过辉煌的文化。然而，楚国历史文化的命运始终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些文化辉煌一时，不久便由盛而衰，被其他强大的地域文化所取代，或被人类文明历史进程所洗涤，最终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二是有些文化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与其他地域文化有机统一，成为推进文明的动力，充满生机，与时俱进，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并发扬光大。前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楚国历史文化，后者则是从楚国历史文化中升华出来的中华传统楚文化。这两者虽有联系，却具有性质上的差别，犹如“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一样。传统“楚文化”虽然源于“楚国文化”，却不等同于“楚国文化”。
相对于历史的“楚国文化”而言，中华传统“楚文化”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其一，必须是人无我有，是原创的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且光彩夺目，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是原创的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楚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是原创的。
张正明先生将青铜冶铸工艺列为“楚国文化”“六大支柱”之一。确实，楚国的青铜器是“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高峰”只意味着楚国的青铜文化在先秦时期曾经领先列国，而这不能证明青铜文化乃楚文化原创。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得很清楚：“郑州遗址说明，商朝早期已经出现了高度的青铜器文化”，发掘于河南安阳市的商朝的后母戊鼎，无疑是当今发现的最大、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在青铜器冶炼规模与铸造工艺上，位于洛阳北面、建于西周初年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10多万平方米，出土有大量的熔铜炉残壁、陶范碎块、制范工具等遗物，其中熔铜采用的内加热式竖式鼓风炉，基本已经具备了现代鼓风炉的雏形，这在古代冶炼史上是其他作坊无法匹比的。而且，据学界考证，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北方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此时还不存在楚国。近年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发掘，从其出土的青铜器文物推测，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可以溯及公元前46世纪。
据史册记载，中国自商朝盛行通商之后，除开一些封闭区域，各地文化已经开始相互交流。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割据一方，但区域间的文化不是孤立的。随着人们的迁徙、经商，以及诸侯间的兼并，区域文化处于不断交流变化状态。中原发达的文化例如青铜器、丝织品等物品与技术缓缓不断向南流入楚国，而楚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向中原输送，故楚国“历史学上的文化”未必全是楚文化，而中原诸国“历史学上的文化”也不全是中原文化。
楚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发达，只能说明楚国在青铜器铸造工艺上的传承与发展，不能说是楚国的原创。但是，从青铜器“考古文物”的造型来看，也有原创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审美风格和价值取向。例如江陵雨台山16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虎座立凤”，该作品由虎图腾与凤图腾组合，凤立在虎背上，英姿焕发，振翅长鸣。凤是楚人信仰的图腾，以“虎座立凤”随葬，“意在招致风伯，让他接引死者登天”。[3]这正体现了传统“楚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其二，必须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
“楚国文化”只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的区域文化，而传统“楚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如蔡靖泉的《楚文化流变史·引论》中所说：楚文化要“融入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楚文化的许多个性也就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共性”。由区域文化转化为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中间有一个被其他区域接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取得中华传统文化资格的必由之路。例如岁月节日民俗文化中的端午节，原创于荆楚地区。五月，楚人称之恶月。因为五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潮湿闷热，最易生瘟病。五月五日端午节日的形成，与楚人要求平安度过“恶月”的意愿有关。端午那一天，楚人为了去病除邪，以粽子投江——这原先是一种巫术，是祭鬼的仪式。在那一天各家门户会插艾蒿，用雄黄点小儿额，妇女会以五彩线织香包，将香包挂小儿胸前避邪，等等，为的都是“驱邪避毒”。后来，端午节与祭祀屈原联系了起来，出现了龙舟竞渡、击鼓争标等习俗，并被中华民族各地所接受。原本是楚国民俗文化的端午节，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系统，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俗文化。
其三，必须世代传承，与时俱进，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所谓“传统”文化，一是要“传”，具有历史的传承性，二是要“统”，对全民族的思维、话语、行为具有无形的控制，对社会及其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楚国文化”如昙花一现，匆匆消失了，有些文化却如沙里淘金，传承了下来，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例如老庄的道家文化，它是楚国原创的文化，经过历史的筛选，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一。千百年来，道家文化代代传承，一直以勃勃的生机，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有效地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的文化创造，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传统“楚文化”不仅仅存在于博物馆展示的精美文物与图书馆珍藏的厚重典籍之中，它还存活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是我们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
那么，什么是中华传统意义上的“楚文化”呢？
王国维先生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曾借阐述屈原文学精神之际，通过北方周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的比较，作过一些论述。他认为：“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王国维先生侧重论述南北的文学精神，文学精神从属于文化精神，是文化精神的表现。但王论述的毕竟是南方楚文化的文学精神，在楚文化的内涵上语之不详。不过，王国维先生的论述为我们认识传统“楚文化”的文化精神提供了一个思路。
这里，我们循着王国维先生的思路，按照南、北文化比较的方式，对传统“楚文化”概念先作理论上的概述。相对于北方的“中原文化”而言，南方“楚文化”具有四方面内涵：从人文地理而言，中原文化基础于北方的乡土文化，具有天然的阳刚性格，楚文化基础于南方的乡土文化，具有天然的阴柔性格。从文明层次而言，中原文化是宗族社会的文化，尊奉的是“天命”“礼仪”，楚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尊奉的是鬼神巫术。从价值观及思维方式而言，中原文化是入世的，弘扬的是现实精神，楚文化是出世的，弥漫的是浪漫精神。这南北两种文化最终都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文化精神，形成了各自的核心理念，中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伦理”之“道”，楚文化形成了以道家为主体的“自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