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示弱顺从

柔弱顺从是中华民族一种重要性格。有学者说：“有人把中国人比为竹子，很少有比这更一针见血的比拟了。竹子典雅，哪儿都可以用，柔顺而又空洞。东风吹来，它向西弯曲，西风吹来，它又向东弯曲。没风的时候，它就一点不弯。竹子是草本植物。然而草容易打成结，竹子却尽管柔顺，也很难打成结。”[7]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宗法制度及儒家倡导的“礼制”的产物。在上下贵贱有序的社会，“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是社会强制执行的规则。在强大的规则面前，平民必须示弱，而示弱的方式就是顺从。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人们柔软顺从的习惯，而习惯成自然，便形成性格。但是，这种性格与楚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守柔曰强”是楚文化的传统。道家将“守柔”上升到“以无为求有为”的人生哲理。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他认为人的最好的性格就是像水一样，善于引导各种事态，不争不执，遇事就守在大家所不愿处的弱势，这样才接近“道”的真谛。因为谦让示弱，择下而居，心里便会坦然，便能与人和谐共处，言行便守信，政治便无为而太平，办事便愈能干，行动便会顺势而行。因为与世无争，所以才能够少犯过失。

“守柔”，就是忍辱负重。忍辱即向外示弱、顺从，负重则是为此而承受身心压抑。忍辱的目的是为了“胜强”，即战胜严酷的环境，顽强地生存下去，发展起来。唐代有个宰相叫张公艺，家里九世同堂，人们很羡慕他。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张公艺在纸上写了一百个字：“忍，忍，忍……”。

中国人忍辱负重的性格，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大体有下述几类现象：

一类是“知其雄，守其雌”。忍辱是示弱，示弱的目的是麻痹对方，保护自身生存；负重是励志，是一种图强，目的是实现自己的抱负。对这个群体的人来说，忍辱负重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旨在以柔克强。这方面，历史上有许多典型的事例。例如身陷囹圄、忍受丧子之痛的周文王，尽管受到商纣王一再的侮辱，却始终忍气吞声，喜怒不形于色，最终瞒天过海，扶持儿子周武王报仇雪恨，兴兵灭掉商朝；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当年示弱不争，是为了知耻而后强，所以后来统率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发迹称王……

在世俗生活里，也存在很多类似的现象。不过人们忍辱并不一定会去负重，在不利的环境里表示顺服，目的是为了避免一些多余的麻烦，为自己求得一个安静环境。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把遇事忍让视作生存的一种法则。譬如得罪了别人，便立即道歉，向别人服软，甚至信誓旦旦表示保证改正。“尽管这些保证是空泛性的，不会使他们的缺点从本质上得到改正，却不能不使你的怒气平息下来。而这，如果你注意的话，正是他们做保证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8]

“守柔”有入世的境界，也有出世的境界。出世的忍辱负重，美其名曰“难得糊涂”，这也是一种智慧，不过是一种解脱的智慧，算是另类的“守柔曰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当过知县，官场上本有潜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郑板桥却不愿卑躬屈膝，他在《家书》中慨叹：“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所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较多于廉俸数倍。”后来他弃官为民，以书画为生。即便如此，他的狂放怪诞个性也不合时宜，因而遭到世人的诟病；尽管他再三妥协，“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郑板桥《自谴》），周围的非议之声仍然无休无止。“我于困顿已无辞”，于是，郑板桥书下“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以“糊涂”心态，面对惨淡无奈的现实一笑了之。郑板桥“难得糊涂”这幅字迹至今在民间广泛流传，这实在是因为它代言了世人们想说而难以表达的一种共同心理。如林语堂所言：“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9]

“守柔”中最多的一类是无可奈何示弱，顺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在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始终是弱势群体，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不公平待遇，有理也没处去说。在太平盛世里，他们也不“太平”，他们要忍受皇权、族权，以及各级官员乡绅的层层欺压。老百姓所负之重，明末侯方域曾说过：“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10]老百姓不仅是生存“负重”，而且要受皇权、族权随意摆布。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一则杀猪的逸事。明朝正德十四年间，明武宗颁了一道《禁猪令》圣旨。圣旨告示：“……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据《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违者发配充军。在严律酷刑强逼下，各地老百姓被迫纷纷杀猪，以求平安，一时间猪肉为之绝迹。这便是明代轰动一时的禁猪闹剧。

若是不幸逢乱世，老百姓连忍辱负重地生存都不行了。明末大动荡，在张献忠与清兵轮流杀戮洗劫中，四川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成都府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仅存三十二户。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清初的四川可说赤地千里，虎狼出没，荒无人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的命运如元代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描述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王朝如何更迭，蒙受灾难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久而久之，示弱当顺民变成了一种本能，忍辱负重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