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思想家李贽
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工业文明的洪钟敲响了它的丧音。数百年间，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出现了启蒙思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并改造。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已经进入新旧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
第一次启蒙思潮发生于明末清初。由于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明代嘉靖以后，中国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逐渐改变了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格局，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阶层期待自己物质利益的保障，要求突破正统“宋明理学”抑商灭欲的束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人权”与“皇权”上开始发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反映到思想界，于是酿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启蒙思潮。
这次启蒙思潮主要是批判儒学的“三纲五常”，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宣扬人本主义。在这次启蒙思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者。诸如张扬个体精神觉醒的李贽，质疑孔孟之道，提出“圣凡平等”；宣扬“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为平民呼吁生存权利；肯定人欲是人的天性的何心隐，倡导“育欲”之说；抨击君主专制的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限制君权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天下惟器”的王夫之，提出政体应“趋时更新”；等等。在这次启蒙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学界视作“异端”的李贽。
李贽是明代嘉靖年间中举入仕的，历任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姚安知府，后弃官归隐，寄寓楚地。在湖北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著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等作品，是明代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国早期杰出的启蒙主义者。
李贽本来是儒家的信徒，是从儒家阵营里破门而出的“叛逆者”。他自幼“倔强难化”，生性向往自由，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世。入仕后，李贽多年沉浮于基层，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由于长期在基层任职，李贽因此深谙官场之黑暗、帝国之腐朽，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愤懑。而与民间广泛的接触，使李贽感受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与工商业者的需求与未来，敏锐地发现社会之变迁，开始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以至于反叛。“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李贽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理念。
如果说上述是李贽出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心学”——“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1]等理念，促使了李贽的自我觉醒。他在《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中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这意味着他对自己曾一度追从的儒学产生怀疑，并且将之置于理性的审判台上进行重新评估：“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2]李贽经过深刻反思后幡然醒悟，他所信奉的孔孟儒学原来不是万事不易之真理，而是精神的桎梏，因而决然离经叛道，反戈一击，成为“掀翻天地”、激扬启蒙思潮的“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来看，李贽启蒙思想的发难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几乎是同步的，不过由于明王朝的闭关锁国、禁锢思想政策，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关联。李贽的启蒙思想的武库显然不是来自西方，而是取诸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内部，是传统文化系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结构调整要求的体现。从本原而论，李贽的启蒙思想与道家学说一脉相承，可以说是楚文化适应时代潮流发展的一种新的演变。这方面，李贽有过明确自述。他致仕归隐后，寓楚二十年，他说他将“老子《道德经》虽日置案头，行则携持入手夹，以便讽诵”[3]。他捧庄子《南华经》细读时，发现：“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4]他将自己这方面思想所得写成《老庄解》。在传统文化系统中，老庄思想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对儒家伦理秩序束缚具有解构作用。李贽重拾老庄思想的武库，显然不是重蹈历史上的道、儒之争，而是赋予了道家这传统“批判的武器”以新的时代内容，因而使之具有了抨击封建秩序的启蒙意义。
李贽的启蒙思想，大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揭露统治者鱼肉人民的腐败，提出“至人之治”理想。中国历史上，君主的权力、官僚的贪腐、思想的专制，无过于明朝之深重。李贽有入仕的经历，能洞察现实的黑暗。他的启蒙思想首先剑指封建苛政。在《焚书·封使君》里，李贽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传说，指斥官吏们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要求对政治现状进行有力的改革。李贽对苛政的鞭挞，从表面看，同《礼记·檀弓下》中《苛政猛于虎》如出一辙，与儒家一样，李贽表现的是忧国忧民情怀。但是，李贽与儒家的出发点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克己复礼”，施行仁政，而李贽的政治理想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他认为“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侵轧、动乱，出现各种苛政，是因为统治者的贪婪，及对社会的妄为和攫夺。因而根除苛政的方式，李贽认为应是对百姓推行宽松政策，“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5]
在他任云南姚安知府时，他坚持“一切持简易，任自然”的施政方针，“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在《焚书·论政篇》中，他提出了“因循”的理念。他认为治理的关键是因性而顺民，发展人的自然之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不过，李贽“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源于道家，却与时俱进，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容。他超越了老子“恒使民无知无欲”的原始复古思想，将“无为而治”立足于满足世民“因才并育”、自由思想与合理的物质利益诉求之上，旨在推进社会文明发展。
二、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人人平等，个性解放。李贽启蒙锋芒的另一指向是封建礼教。封建礼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目的是建立上下有序、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礼记·曲礼》：“礼者，所以辩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礼不逾节，度也。”封建礼教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它与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的。人类文明越进步，其反文明的本质就越显著。封建礼教最大的危害是“存天理，灭人欲”，以社会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取消人的独立性，从而“奴化”国民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异化为依附关系、主奴关系。
李贽针对封建礼教，提出反等级秩序的平等思想。他认为：“人之德性，本自至尊无对。”[6]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君主专制，提出君民应平等，呼吁“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7]，而且指向贵贱等级，提出圣凡是平等的，呼吁“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8]。明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君主专制至极时期。朱元璋不仅把具有分权作用的丞相制度废除了，集大权于一身，而且设立厂卫等特务机构，严密地监视臣民。在这样严酷专制下，李贽直接否定君主的权威，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冒犯天威。李贽还向男尊女卑的礼教发起挑战。他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文中，反对歧视妇女，认为男女在见识、能力上并没有区别，在地位、利益、婚姻、机会上均应该一视同仁。在麻城讲学期间，李贽身体力行，破天荒地招收女学员。明朝时期，男尊女卑风气十分严重，各地立贞节牌坊之兴盛，是历代封建王朝之最。李贽逆潮流而行，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呐喊，其思想是超前的。
李贽这种“天赋平等”的理念，在当时环境里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然而，李贽的这方面思想理念，究其来源，其实出自老庄学说。老子说道生万物。天、地、人都是从道而生，归道而死，宇宙万物虽然形态不同，却皆出自于“道”。老子的思想里，已有“天赋平等”的理念。庄子在《齐物论》中，这种理念更加明显，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提出了“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齐一于道”的思想。李贽秉承的正是老庄的平等思想。他在《庄子解》中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夫物我一原，本自相通。”[9]
三、批判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历代封建王朝尊孔子为“至圣先师”“道冠古今”，士子们视之为圣人，言必云“子曰”，李贽则在《焚书·赞刘谐》中公然嘲笑孔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之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在《童心说》一文里，李贽更直接否定儒家奉为“万世至论”的六经、《论语》《孟子》等经典：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
他无情讥讽宋明理学家，在《焚书·又与焦弱侯》中说：“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这类道貌岸然的所谓正统儒家人士，其实是一群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就如“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
李贽对孔子的批判，从内容而言，与当年道、儒之争中老、庄对孔子的批判相似。先秦时期，老子就已经批判孔子的社会主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庄子则在《天道》中批孔子“夫子乱人之性也”，指出孔子的主张与盗跖没有根本区别，因而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不过，李贽之批判与当时老庄之批判，两者语境不同。老庄之批判是学派的思想争鸣，而李贽之批判则是一声启蒙呐喊，是公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权威的挑战，也是对现实秩序的一种颠覆。正因为历史环境不同，所以李贽被视为“异端之尤”，为封建统治者与卫道士所不容。
李贽晚年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其书籍遭禁毁。在狱中，李贽用剃刀自刎，以示抗议。据袁中郎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才始得脱离苦海，为他悲惨而激越的人生画上了句号。李贽之死，标志着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结局。这次启蒙思潮，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瞬间发光，却很快消逝在无边的黑幕之中。
明、清时期，李贽及他的思想遭到主流社会排斥，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明史》上没有他的传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则对他的书作了全面否定：“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抨击孔子，另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者。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但是，真理之光是无法遮蔽的，李贽的书籍被一些不满现状的有识人士屡次犯禁重印，在民间悄悄地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