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诞生的社会土壤
为什么道家不产生北方中原，而产生于南方的楚文化土壤里？
我们知道，任何学说的诞生，都是适应社会的某种需要，代表社会的某类人群的利益。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中国社会处于“礼崩乐坏”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代言人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案，是对中华文明未来趋向的一种设计。这些学说从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出发，不仅提出了各种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且设计出一套套集政治、伦理、学术于一体的理论，旨在说服当政者接受他们的学说并加以实施。因此，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争论的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一场针锋相对、互不退让的争鸣。
先秦时期，中国的文明发展处于明显的不平衡状态。从整体看，北方的文明发展要先于南方，当北方已经进入宗法社会，南方大体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由于社会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南北社会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及学说。北方文明产生了法家、墨家、儒家等诸家，南方文明则产生了道家。
1.法制社会。韩非子在《五蠹》里这么规划社会改造方案：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这是法家追求的社会理想。同此理想的，还有兵家、纵横家等。这个改革方案的基本思想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强国之道不能“法先王”，而是“法后王”。核心主张是“君道”，即“加强君权”，全国百姓的思想行动“壹同”于君王。君王应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目标是“富国强兵”，兼并列国，统一天下。“君道”的要义是“抱法”“用术”“处世”，实现中央集权。
2.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的蓝图这么勾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的核心准则是“天下为公”，这“公”指的是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在大同社会里，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权力公有，“选贤与能”；财物公有，金钱财富“不必藏于己”；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和谐相处，男女平等；人人有社会保障，“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人有大公无私道德，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大同社会的方案，通常认为是儒家的理想，实际上依据儒家“入世”的态度，联系《礼记·礼运》下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来理解，我们可以说这大同社会的理想并非是儒家所真正追求的，它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墨家主张讲信修睦，但不是儒家的“尊卑有序”，而是“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主张唯贤是举，“选天下贤可者，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但此“贤”不是儒家说的“君子”，而是泛指平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墨家还明确主张“人人平等”，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乐上》）。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虽出于儒而归于禹。墨家的理想是回归尧、舜、禹时代，“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送瘟神》），故庄子在《天下》中说：“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3.小康社会。《礼记·礼运》中对小康社会的蓝图作了勾画：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天下为家”，换言之，就是“家天下”。权力归于国君，财富归家族私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一个家族的伦理秩序扩展为整个社会的宗法制度。小康社会以“礼仪”为人们的基本规范，分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个等级，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各安其所；以仁义道德执法，有“三纲五常”等准则；以“学而优则仕”为激励机制，奖功罚过，为国献策出力，做出奉献。
按照儒家的说法，小康社会是“大道”已经失去之后，在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的理想模式。儒家的全部学说正是围绕这个理想模式构建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礼乐制度”由周公旦所开创，孔子所谓“复礼”，就是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显然，儒家的理想社会蓝图是西周社会。
4.小国寡民。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章中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说的“国”，指的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家。古时候“国”与“村”“邦”的概念是相通的。《说文解字》：“国，邦也。”《周礼·天官大宰》：“邦，大曰邦，小曰国。”《广雅·释诂》：“村，国也。”可见邦是大国，国是小国，村也是一个国。原始氏族社会中村落林立，自成一体。老子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就是回归原始社会：其一，各个国家自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和平共处。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二，百姓不分贵贱贤愚，皆安居乐业，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其三，民众清心寡欲，淳朴自然。对于“小国寡民”社会，庄子在《盗跖》中做过具体描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家族依附于公社生存，以母系血缘关系构成氏族；随着生产力发展，私有化发生，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向父系氏族社会；随着家族等级秩序的建立，“天下为公”的氏族社会又逐渐进化为“天下为家”的宗法社会；随着天下趋向统一的需要，由宗族割据进化为“大一统”的法制社会。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明显分为这四个阶段。百家争鸣中提出的“小国寡民”“大同社会”“小康社会”与大一统的“法制社会”这四个社会改革方案，正是这四个阶段的社会蓝图。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这是先秦时期的主流意识。诸家学说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祖先的崇拜，都是从祖先的文化遗产中寻找理想，因而诸家学说的改革方案都具有复古的特色，只是复古的程度不同而已。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是以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为蓝本，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以中古尧、舜、禹父权氏族社会为蓝本，儒家的“小康社会”则是以近古西周宗法社会为蓝本。他们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是“法先王”，唯有法家的方案是“法后王”。